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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作者:忘忧期刊网 来源:文阅范文部 日期:2022-11-16 17:55人气:
摘    要: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Cross-border data flow restrictions,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digital service export
ZHANG Xi-ying WANG Yi-huan
School of Business,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68 major economies from 2014 to 2020,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 restri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digital service export. The results show that cross-border data flow restri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digital service export respectively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digital service export. Through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an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digital service export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is more affect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 shows that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the export of fin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R&D services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shows tha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al quality is enhanced successivel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China to effectively formulate policies on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realize export upgrading.
 
Keyword:cross-border data flow restrictions; system quality;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digital service export;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科技迅猛发展及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跨境数据流动和基于数字技术传递的数字服务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传统服务的可贸易性及比较优势,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及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2020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高达3.19万亿美元,对全球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98.3%,占2020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52%。然而,数据跨境流动也对隐私、执法监管、数字产业发展带来了潜在风险。大多数国家已采取措施如降低通讯网络数据流通性、提高服务出口商交易成本等来限制数据跨境流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优势和潜力。作为数字贸易大国,中国对外缔结区域贸易协定,逐渐覆盖跨境数据流动相关规则,同时积极探索和出台与全球经济新规则相适应的政策措施,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据此,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滞后的背景下,系统剖析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与本研究相关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相关研究。学术界对跨境数据流动研究多集中在界定、量化和规制模式等方面。由于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有不同的管制措施(茶洪旺等,2019),[1]且限制程度迥异,学者们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的测度方法不同。Ferencz & Gonzakes(2019)收集主要国家数据监管相关政策措施和法律文书,通过赋予不同指标权重构建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用以定量刻画各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管制程度。[2]国际上跨境数据流动政策主要有三种模式:美国推崇全球数据自由流动政策(蔡翠红和郭威,2022);[3]欧盟主导“外严内松”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李墨丝,2021);[4]众多国家(地区)普遍采取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措施(陈寰琦,2022)。[5](2)制度质量的相关研究。目前文献主要关注制度质量对贸易规模(陈和平和祁春节,2016)、区位选择(谢孟军,2013)和商品类型(Hyun,2018)的影响。[6,7,8][8]制度质量影响一国的贸易规模和结构(张雨和戴翔,2017),在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加出口规模的同时,将生产和出口结构变得日益复杂(屠年松和龚凯翔,2022;朱福林和赵绍全,2018)。[9,10,11][11]其中,经济、政治和金融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差异影响(戴翔和金碚,2014)。[12](3)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探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代中强等,2015)、外商直接投资(陈俊聪,2015)、服务贸易开放度(尹忠明和龚静,2014)等。[13,14,15][15]此外,周念利和姚亭亭(2021)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与数字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16]当前学者还未就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达成统一意见,较少学者结合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来考虑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综上所述,笔者探索性地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及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置于同一模型框架,旨在研究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制度质量的间接效应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服务贸易有效降低各环节的成本支出,使企业与国际生产贸易相关的搜寻、交易和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促进跨境贸易发展。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要求数字服务出口商在进行商业数据跨境传输时必须满足严格的安全审查和风险评估措施,出口门槛的设定降低了信息搜索质量和便利性,增加了基于信息和以数据为载体的数字服务存储、计算及传输难度,极大提高了搜寻成本、在线沟通成本、建立分销渠道成本及政策合规成本,降低了出口企业与贸易商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服务交易效率,收窄了企业出口范围。在“数据本地加工和存储要求”规制下,规定特定类别数据必须存储于位于本国的服务器中,且只允许数据在当地进行处理,出口企业需在国内建立数据处理中心或将数据相关业务外包给具有垄断地位的本地数据服务提供商。无论何种选择,企业出口固定成本都会额外增加。对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会阻碍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增加不确定性风险及搜寻和协调成本,会影响出口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其结果是降低该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提出假设H1:
 
H1: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负向影响。
 
制度质量是一个综合体系,包括政治、经济和其他多维层面的规则、契约及金融规制等。通过改善市场完善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政府行政效率及商务环境等制度质量,有助于减弱生产经营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不确定性和道德风险,有助于节约生产和交易成本,进而有效促使要素资源充分流动及合理配置,有利于优化出口结构。本研究着重分析经济、金融和政治制度质量的影响,其中,经济制度质量意味着提高经济自由化及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政治制度营意味着造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政策激励机制;除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外,金融制度质量意味着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类制度安排。完善制度质量显然有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就数字服务业而言,由于需要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高制度质量可促进服务业高级化发展,对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积极作用。由此,提出假设H2:
 
H2: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影响。
 
数字贸易全球性规则的缺失叠加各国限制性数字贸易监管政策,客观上导致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生产国际化和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加深了国际规则与国内政策之间的关联度,增强了一国对国际政策协调的需求,将促使国家间监管政策趋同化。而各经济体间为完善相关数字贸易制度质量,着力缔结涵盖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以增强数据政策措施一致性,创造更加健康、自由、便利和共赢的数字贸易环境。数字贸易活动主要基于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展开,在企业开展经营的外部环境中,制度质量对企业交易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在数字服务企业跨境传输和处理数据的便利性受到数据监管政策干扰背景下,具有完善制度质量的国家数字服务企业通常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更新设备、扩大规模、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使依托数据流进行贸易更加便利,因此会表现出较高的数字服务贸易水平;但制度质量低的国家数字服务企业,其对外贸易会受到严苛的数据监管政策掣肘,合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恶化了企业出口绩效,不利于培育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因此,制度质量的完善将有助于实现数字服务贸易监管的规制融合,通过突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和提升跨境数据流动自由化水平来削弱数字贸易壁垒,促进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由此,提出假设H3:
 
H3:制度质量的完善能够缓解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
 
三、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参考鲁慧鑫等(2020)[17]研究,笔者使用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分别检验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笔者将基准计量模型方程设定为:
ESIit=β0+β1DSTRIit+γXit+λt+νi+εit(1)
 
ESIit=β0+β1INSTit+γXit+λt+νi+εit(2)
 
为了深入考察制度质量是否会影响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情况,笔者进一步对计量模型进行拓展。拓展后的模型如下:
 
ESIit=β0+β1DSTRIit+β2INSTit+β3(DSTRIit×INSTit)+γXit+λt+νi+εit(3)
 
其中,ESIit表示i国第t年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DSTRIit表示i国第t年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程度,INSTit表示i国第t年的制度质量水平,Xit表示所有控制变量。λ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νi表示国别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考虑到不同变量的水平值存在较大差异,所有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据UNCTAD定义,数字服务贸易涵盖保险和养恤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研发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等领域。借鉴Hausmann等(2007)[18]的经验,笔者计算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测算某一类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PSIj),计算公式(1)如下:
 
PSIj=∑ieij/ei∑ieij/eiYi
 
其中,PSIj表示j类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eij表示i国j类服务行业出口贸易额,ei表示i国数字服务出口总额,Yi表示i国人均GDP。
 
第二步,确定子类别出口技术复杂度后,再计算某一国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ESIi),计算公式如下。
 
ESIi=∑ieijeiPSIj
 
其中,ESIi表示i国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eij和ei分别表示i国j类数字服务出口额和所有数字服务出口总额,PSIj表示j类数字服务出口复杂度。
 
对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还要考虑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笔者利用2014—2020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 Database)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数据,选取68个主要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数据库(WDI)。
 
2.解释变量
关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DSTRI),笔者利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数据库(OECD Statistics)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分为以下五类:支付系统、基础设施与连通性、电子交易、知识产权、其他,并据此定量评估不同类别政策措施对数字服务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程度(指数)。该指数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于1,限制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关于制度质量(INST),笔者利用国际国别风险指南(ICRG)中的国家综合风险指数(包括政治风险指数、经济风险指数以及金融风险指数)进行分析,范围从高风险(0~49.5)到低风险(80~100)。指标值越高,制度质量就越高。ICRG相对全面地涵盖了影响市场运行的指标体系,因此被学界公认为是一个相对可靠的制度质量替代指标。参考张雨和戴翔(2017)的研究,笔者采用国家综合风险指数作为替代制度质量变量(INST),并对上述三个指标进行全面比较分析。
 
3.控制变量
考虑计量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本研究纳入了5个重要影响变量。(1)人均GDP,用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GDP);(2)每百人中因特网使用人数,用于衡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3)服务贸易额占GDP比重,用于衡量服务贸易开放度(OPEN);(4)教育公共支出总额占GDP比重,用于衡量人力资本水平(HC);(5)外商直接投资额,用于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规模(FDI)。上述所有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WDI数据库。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考虑到笔者仅以所选样本的自身效应为条件开展计量分析,故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表2中的列(1)~(3)是仅考虑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及二者交叉项作为基础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列(4)~(6)是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的结果。
 
在不增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表2列(1)估计结果显示,DSTRI回归系数为-4.4576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跨境数据流动限制阻碍了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假设H1得到验证。列(2)中INST的估计系数为0.1722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呈正相关,假设H2得到验证。列(3)中交互项DSTRI×INST系数估计值为0.0196且在5%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虽然抑制了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制度质量能够有效弱化这种抑制作用,这与假设H3具有较好的逻辑一致性。
 
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后,表2中列(4)和列(5)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复杂度仍具有显著直接效应,说明跨境流动限制程度越低、制度质量越完善的国家(地区)越能较好地直接促进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列(6)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度质量交叉项仍具有显著正向间接效应,与前述未增加控制变量时的结果保持一致,即制度质量是一个国家(地区)发展贸易的有利保障,良好的制度能够缓解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带来的消极影响,有效保障数字服务贸易运行,进而促进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从控制变量看,经济发展水平(GDP)的回归系数为3.559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的回归系数为1.3556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服务贸易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为0.965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一个国家(地区)开放竞争等因素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人力资本水平(HC)的回归系数为2.944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有利于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外商直接投资规模(FDI)的回归系数为-3.849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挤出效应和研发风险效应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抑制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进一步使用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参考齐俊妍等(2022)[19]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对样本期内各经济体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重新进行计算,由此对替换的被解释变量进行计量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的(1)~(3)列。其次,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阶处理,并作为替代指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列(4)。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1.区分经济体类型
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制度、技术条件、经济基础等各有差异,可能会造成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侧重。为此,将样本区分为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进行异质性分析,以探寻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类型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差异。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对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检验结果显示,DSTRI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估计系数为-2.5073且在1%水平下显著,但在发达经济体中不显著,表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采取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更加不利于本国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在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更明显,足以突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措施,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的诸多障碍,这会约束其技术创新能力,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抑制作用。就制度质量而言,INST在发达经济体中的估计系数为0.0836且在10%水平下显著,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估计系数为4.1218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制度质量对发展中经济体发挥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大,即制度质量对促进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起着直接作用。但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制度质量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制度质量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可以有效支持数字服务出口技术的改进。关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交叉项DSTRI×INST,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回归系数为0.0284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的相互作用对发展中经济体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明显。原因在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越高、技术基础越薄弱的经济体越能通过改善制度质量来提高成本节约效应,进而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综上,发展中经济体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度质量改善,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成效更明显。
 
表4 分经济体类型回归结果
 
2.区分服务行业
鉴于不同行业所包含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禀赋有所差异,对制度质量的敏感程度也不同,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影响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区分不同服务行业进行研究十分有必要。据此,笔者进一步考察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不同数字服务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一致性,主要从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通信服务、研发服务、专业服务及技术服务等7个行业分组回归进行考察。分行业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DSTRI×INST交叉项下,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业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值分别为0.0647、0.0580、0.0363和0.0670;专业服务业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值为0.0605;保险和技术服务业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值分别为0.0268和0.0480,说明提升制度质量能在不同程度上抵消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给不同行业带来的负向影响。对这7类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结果显示,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较高,这与周念利和姚亭亭(2021)[16]的测算结果相似。因此,高度依赖互联网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服务行业,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受到的抑制程度相对较大,制度质量高低就对企业出口的协调作用愈发明显。
 
表5 分行业回归结果
 
3.区分制度质量
鉴于前述分析无法反映不同制度质量是否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笔者进一步将政治制度质量(PR)、经济制度质量(ER)和金融制度质量(FR)分别代替制度质量(INST)进行研究。分制度质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DSTRI×PR的系数为3.467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抑制了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经济制度质量能够有效弱化这一抑制作用;DSTRI×ER的系数为3.7239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金融制度质量也能够削减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带来的阻碍作用;DSTRI×FR的系数为3.613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政治制度质量同样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三个交叉项系数值及其显著性统计特征均表明,三种制度质量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均具有弱化的调节作用,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是经济制度、金融制度质量、政治制度质量。经济制度质量用于刺激投资、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方面,可为生产和贸易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在总体上降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消极影响;金融制度质量有助于解决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降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不确定性成本,促进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高技术高复杂度产品;政治制度质量支持市场运行监管和高效率的公共服务,能够精确识别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保证市场正常运行,从而有利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表6 分制度质量回归结果
 
五、结论及建议
笔者提出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及二者相互作用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内在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第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第三,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度质量之间的交互项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四,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信息通讯服务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制度、金融制度质量、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尽管严格控制跨境数据流动有助于保护隐私、国家和行业安全,但它势必以降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为代价,且发展中经济体的成本远比发达经济体更大。因此,有必要建立数字贸易试点,以便将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在适当的水平,并改善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现阶段中国应尽快有效实施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简化纯商业用途数据出境的流程和手续,并鼓励和推动在自贸港和自贸区等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建立跨境数据流动安全管理试点和创新型制度体系。第二,为了在短期内克服数字贸易壁垒导致的国内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问题,中国可以通过完善制度质量释放制度红利,鼓励企业引进人才积极开展创新研发,弥补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缩减引起的出口技术复杂性下降。第三,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滞后于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且与世界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存在明显差距,在扩大制度性开放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方针下,中国亟需加快构建符合发展中国家普遍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为提升中国数字服务出口贸易比较优势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强规则保障。在签署RCEP生效和申请加入CPTPP、DEPA后,一方面需要对原有的自贸协定进行升级谈判,另一方面需要参与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谈判,主张和推进符合多边利益诉求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合作,提升中国的规则话语权融入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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