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朗史学思想及其对地中海史研究的影响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4-17 08:37人气：
摘 要： 亨利·皮朗是20世纪初西方史坛的着名学者。他提出的“皮朗命题”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命题之一。皮朗创造性地将地中海视为一个整体,从不同文明之间大范围互动的角度解读欧洲的起源与发展,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与范式。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作为新区域史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地中海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是地中海史研究里程碑式的着作。通过对皮朗史学思想与布罗代尔等地中海史研究学者的着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皮朗强调经济与社会史研究,倡导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性与注重在大范围空间对历史进行长期性与结构性分析,对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而对“皮朗命题”中有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二元对立的中世纪早期地中海分裂性论断的反思,则推动了新地中海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亨利·皮朗; 皮朗命题; 地中海; 布罗代尔; 新地中海史研究;
研究中世纪史的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皮朗,翻译出版了他的多部学术着作,1并做出评介。2近些年来,有关皮朗史学思想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3但深入探究皮朗史学思想与地中海史研究关联性的文章却寥寥无几。本文对皮朗的史学思想进行初步的考察与梳理,并将其与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下文简称为《地中海》)以及近20年来出版的几部地中海史代表性着作的学术理念进行比较分析,据此说明皮朗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而且对21世纪以来的新地中海史研究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
亨利·皮朗于1862年出生于比利时韦尔维耶市。比利时是19世纪初欧洲大陆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之一,而当时的韦尔维耶是比利时重要的毛纺织业中心。成长于工业资本家家庭的皮朗深知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其日后的经济与社会史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大学期间,皮朗受到中世纪史学者戈德弗鲁瓦·库尔特的影响,对中世纪经济史与社会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便一直致力于中世纪城市起源与发展的研究。皮朗于188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中世纪迪南城市制度史》于1889年出版,填补了比利时城市史研究的空白。皮朗一生主要的学术贡献集中于中世纪城市史、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与比利时史的研究,其最负盛名的着作包括七卷本的《比利时史》、《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与《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等。
皮朗特别关注古代世界的终结与中世纪的起源这一学术问题,相关的思考集中体现在《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中。皮朗之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蛮族入侵对西欧的蹂躏摧毁了古典文明,西欧自此进入黑暗的中世纪。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被废黜的公元476年成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并成为古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这一观点因18世纪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得以广泛传播,由吉本所确立的“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主导了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研究。皮朗提出了与之不同的学术观点。他认为,日耳曼人入侵之后,西方的经济生活仍旧是面向地中海的,与东方的海上贸易往来使西方依旧是具有统一性的地中海世界的组成部分。罗马帝国的文化与经济体制一直延续到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时期。这种状况在7世纪之后才发生了彻底转变,那时,阿拉伯人占据了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阻断了东西方之间常规的贸易往来,从而破坏了地中海经济与文化的统一性。拜占庭帝国犹如欧洲的母亲,阿拉伯人以暴力阻断了母子之间的联系,欧洲这个孤儿再也无法吸吮到地中海的乳汁,被迫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成长历程。皮朗认为这才是古代世界最终走向衰亡,西欧步入中世纪的根本原因。由此,皮朗提出了那句着名的论断——“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4后世史学界将皮朗对于古代世界终结与中世纪开端的史学观点概括为“皮朗命题”。
“皮朗命题”完全颠覆了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长期主导史学界的传统观念,对欧洲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变过程进行了结构上的整体性重构,彻底否定了吉本范式。皮朗强调古代地中海文明在蛮族入侵之后的延续性,将古代世界终结的时间节点推移至7—8世纪,弥合了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传统历史分期与学科界限,使学者们认识到公元250年至800年这一时期的独特性与重大意义。5皮朗的新观点不但打破了学术领域固有的分野,而且突破了西欧这一狭隘视域,第一次将地中海地区与整个亚欧地区视为一个互动整体来加以思考。其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皮朗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专注于政治史与制度史的局限,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纳入历史研究之中。
至19世纪末,历史研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政治、军事、外交与宗教等问题,经济史尚未形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大多史学家都忽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考察。皮朗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更加具有普遍性与综合性,应重视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与研究方法。其中,皮朗特别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经济与社会现象具有可统计性,可以避免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政治史相比较,经济史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偏见,因而具有国际性。6皮朗深受德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思想与理论方法的影响,较早地开始从经济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中世纪城市史研究。他批判了过去以“罗马学派”与“日耳曼学派”为主的各种有关城市起源的学说,提出了“商业移民社团起源说”,将城市、商人与远程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地从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探索中世纪城市的起源。这一理论模型也成为他研究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转变的理论基础。他于1925年出版的《中世纪的城市》一书是城市史与经济社会史完美结合的产物,综合阐释了13世纪以前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被认为是有关这一主题最好的着作。7
在皮朗看来,政治事件通常只是社会发展的具体表现,因而,他的《比利时史》超越了关注政治与外交事件的传统叙事模式,纳入了此前从未被重视过的对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考察与分析。8通过追溯比利时民族形成的漫长历程,皮朗指出,比利时民族形成的基础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比利时国家具有社会、经济与文化上的统一性,并非人为建构的政治产物。布莱斯·利昂称这部着作是“19世纪历史着述从简单传记与描述性政治记录,转变为通过社会、经济、文化与制度等方面的因果关系来阐释人类发展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典范”。9马克·布洛赫更明确地称之为“总体史”,是民族史写作的典范之作。10而他提出的“皮朗命题”貌似聚焦政治变迁,但它主要是基于对罗马帝国晚期与西方中世纪早期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总体结构性差异的比较分析,可以说,导致古代文明中断的原因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现象。
对于经济史研究领域来说,“新‘德国历史学派'使经济史成为经济学中的必修学科。这场运动主要是通过皮朗在历史领域产生影响,并使其思想传播到整个西欧。”11皮朗的论着在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影响力,对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经济史发展成为独立的历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皮朗的宽广视野、非正统的史学观点、注重对历史的解释而不只满足于描述的做法,以及提倡对新科学方法的运用,深刻影响了年鉴学派第一代的着名学者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以至于他们称皮朗为导师。皮朗还身体力行地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创办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与帮助,并成为杂志第一届编委会的成员。由于这些贡献,他也被视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2
第二,皮朗倡导突破国别史的界限,将欧洲视为整体研究单位,提倡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
皮朗的史学观念一方面深受当时欧洲新兴学术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源于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对当时思想潮流与历史研究倾向的质疑与反思。19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模式主要是以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单位。皮朗很早便意识到了这种史学研究模式的局限与缺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撰写的《比利时史》就已经突破了传统民族史的叙事模式,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性,注重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战争使皮朗更加认清了基于种族论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在德国的囚禁生活不仅使皮朗获得了独特的视角,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以往的历史观念,更使他意识到政治与意识形态有损历史研究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在深刻反思了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之后,皮朗开始思考并撰写《欧洲史》,对欧洲整体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分析。在阐释欧洲历史起源与发展进程时,史学家们大都是从民族立场出发,在欧洲各地区内部探寻原因,长期陷于“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的争论之中。而皮朗则超越了国别史的研究界限,将欧洲视为整体研究对象,把欧洲历史发展演变的问题置于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来考虑。对于古代世界到中世纪转变的原因,皮朗开创性地从不同文明互动关系所形成的地中海世界的结构性变迁中进行解释。皮朗曾在自己的笔记中指出:“我并非在建构一种理论,而是在陈述事实,推导结果。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些是因为我们从未将这一时期的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13
在研究方法上,皮朗特别强调比较的重要性,认为运用比较方法考察历史可以揭示出,决定一个民族发展的是社会、经济、宗教与地理等因素的作用,而非种族。14在1923年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皮朗发表了题为《历史的比较方法》的开幕致辞,倡导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应该从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他认为“仅用比较的方法就可以消除历史学家之间的种族、政治与民族偏见”,15只有比较的方法才能“使历史学家避开他周围的陷阱,理解他所研究的所有事实的真正价值与科学事实的准确程度……历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才能摆脱情感的操控”。16《穆罕默德与查理曼》正是他运用比较研究的代表作。他在书中从结构与具体表现两个方面,分别对阿拉伯人扩张之前与之后的地中海,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
第三,皮朗将地中海作为整体历史研究框架,注重历史发展的长期性与结构性研究,从互动与联系的角度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在欧洲以外寻找欧洲发展的动力。
皮朗率先提出了“地中海特性”与“地中海的统一性”的概念。他指出:“在人类结构所有奇妙的特征之中,罗马帝国所具备的最显着并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地中海的特性。”所以,“完全凭借地中海的功用,罗马帝国才以最明显的方式构成了一个经济统一体。”而当日耳曼人取代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作为古代世界基本特征的‘地中海统一性'在所有领域内都一直存留着。”此时地中海东部世界通过贸易、艺术与宗教生活的变革继续影响着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拜占庭化。17到7世纪时,罗马帝国所创建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并没有终结,日耳曼人所统治的世界也并没有丧失古代世界的那种地中海特征。因此,皮朗将地中海统一性的破裂与否作为考察古代世界是否终结的衡量标准。正是基于地中海世界的大空间范围,皮朗得以从西方世界、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联系共生与交往冲突的结构性互动关系中来思考问题。他将人们的目光从欧洲内部引向外部世界,在欧洲之外寻找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在从欧亚非大范围互动的整体史视角阐释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转变的原因时,皮朗不仅把西部地中海贸易的衰落与地中海统一性的破裂归因于伊斯兰教世界、拜占庭帝国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冲突,还归因于伊斯兰教所建立的广阔帝国,因为这个帝国为基辅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地区提供了新的市场,从而导致了东西方贸易线路的转移。18皮朗由此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动态的历史解释的结构体系,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与范式。
综上而论,“皮朗命题”集中反映出皮朗强调空间与时间层面上的联系性与互动性的创新的整体史观念。对于中世纪史研究来说,皮朗是“站在那种陈旧的关于过去的观念立场之外,对古代与中世纪世界之间互动关系进行思考的第一位历史学家”,19也是“第一个认识到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与西方具有深远影响的学者”。20“皮朗命题”的阐释逻辑是以地中海的商业流动性和连通性与经济统一性为基础的。在皮朗看来,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联系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连通性成为他整个论断的支撑点。这种强调大范围结构性与连通性的观念对后世学者不断创新的整体性历史阐释具有深远的启发与推动意义,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应该从整体的、互动的视角来思考历史变迁,从而启发了新的历史动力学观点的形成。21这些影响也都集中体现在地中海史的研究中。
二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1949年出版,1966年修订再版)是地中海史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着作。该书问世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于布罗代尔的学术思想源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英国史学家佩里格林·霍登与尼古拉斯·珀塞尔在《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一书中,集中讨论了年鉴学派的两大史学传统对于布罗代尔的影响,分别为“尽可能地将地理学与历史学整合起来的倾向”和“对总体史的追求”。而在这两大传统的塑造过程中,地理学家保罗·维达尔·德·拉·白兰士与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可谓是居功至伟,前者认为“地中海地区是一个长期具备个性特征的统一体”,后者不遗余力地推动总体史的研究。22需要注意的是,《堕落之海》在强调维达尔·德·拉·白兰士与费弗尔对布罗代尔的“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指出,皮朗“所揭示的既研究基督徒地中海世界同时也研究穆斯林地中海世界的必要性对布罗代尔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23然而,纵观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重维达尔·德·拉·白兰士和费弗尔而轻皮朗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一点应该予以高度关注。
事实上,布罗代尔本人直接提到了皮朗对他的地中海史研究的重大影响。1972年,布罗代尔发表了简短的个人学术传记,具体讲述了他选择地中海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过程。1923年,大学毕业后的布罗代尔成为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同时也为获得博士学位而展开研究。起初,布罗代尔提交给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有关菲利普二世和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外交政策,属于较为传统的政治外交史。24当他在夜以继日地阅读档案的过程中,越来越开始质疑自己的选题时,是皮朗开启了他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的视野。布罗代尔的遗孀波勒·布罗代尔在回忆《地中海》写作的缘起时指出:“1930年,在阿尔及尔召开了历史科学大会,担任此次大会助理秘书的布罗代尔得以接待了许多史学大师……但在那一时期,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也是最吸引他的,是1931年皮朗在阿尔及尔大学所做的关于7世纪穆斯林入侵后封锁地中海的演讲。”25皮朗的演讲使布罗代尔“开始思考地中海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比菲利普二世这个悲伤的角色更加生动,更加令人兴奋”。26布罗代尔自己这样描述皮朗对他的重大启示:“他的演讲令我大为震惊,随着他的手臂张开又合上,整个地中海也随之先是开放自由,然后被关闭封锁!……最终,我选择了地中海。”有了这种想法之后,他发现很多档案是不可用的,因为它们主要反映的是君王、财政、军队、土地和农民。1934年,在杜布罗夫尼克(今克罗地亚境内),他查到的资料让他兴奋不已:“这里有船只、提货单、货物交易、保险费率、商业交易。我第一次看到了16世纪的地中海。”27将《地中海》与皮朗的着作进行比较,皮朗的史学思想对布罗代尔的影响清晰可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布罗代尔追随皮朗的研究路径,注重考察经济与社会史,并强调城市与贸易的决定性作用。
布罗代尔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从西班牙转向更加宏大的地中海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将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史扩展到了经济与社会史。28表面上看,费弗尔与布洛赫创办的《经济和社会史年鉴》直接影响了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转变。《年鉴》的目标是要扩大历史学的视野,摆脱当时在法国史学界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关注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人种学等在内的其他人文学科,尝试一种打破各种人文历史学科界限的“全面的历史学”。29这种布罗代尔所称的“伟大的历史学”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地中海》是具体的尝试。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借鉴地理学的基础之上,布罗代尔更多地采纳了皮朗的研究方法。与布洛赫重视农业生产模式不同,布罗代尔追随皮朗的脚步,注重对商业交换的考察。皮朗将地中海视为一个经济统一体,一个以经济交换体系为基础的巨型网络。布罗代尔也认为地中海总体上是“一个经济世界,一个自在的世界”。30而在这个由交换网络构成的经济世界中,布罗代尔同皮朗一样强调城市与远程贸易的中心地位。
“皮朗命题”是建立在皮朗所创立的城市、市场与远程贸易紧密关联的理论模型基础之上的。在皮朗看来,远程贸易、城市以及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团体三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它们的发展是决定经济兴衰的根本性因素。商人阶层催生出中世纪的城市,远程贸易是中世纪城市发展与经济复兴的核心条件,也左右着地中海经济的兴衰。这种模型同样也是布罗代尔阐释菲利普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基础。塞缪尔·金赛观察到,布罗代尔对他所独创的三种历史时间中“中时段”的“社会时间”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皮朗的模型。31布罗代尔也认为,远程贸易是城市商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商业活动在起着推动作用。15世纪和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就是由威尼斯、米兰、热那亚与佛罗伦萨构成的狭小的城市四边形区域。32布罗代尔就“长时段”的“地理时间”指出:“地中海共同的人文特征就表现为道路纵横与城市林立。”地中海的统一性以人员的往来联系与畅通的道路为基础,是通过陆路与海陆的远程贸易相互连接起来的。地中海就是由交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各民族构成的运动空间,而控制和运行这个运动着的世界的发动机则是城市。“城市是农业的归宿并支配着农业”;“一切都以城市为终点”;“地中海的历史与文明都是城市的业绩”。布罗代尔把地中海视为欧洲历史的心脏,而城市就是地中海的心脏,“地中海的命运取决于道路与城市的兴衰。”在这种思路下,布罗代尔肯定了皮朗有关西方中世纪的观点:“公元8、9世纪,地中海的海路交通为伊斯兰所掌控,整个活动场所向东移动,使基督教西方世界丧失了地中海道路网的滋养。”33
其次,皮朗倡导的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性和进行比较研究的思想影响了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整体性思考,皮朗对历史研究空间的拓展则直接启发布罗代尔形成宏大的视野。
破除传统史学研究的狭隘性与片面性,是20世纪初一些经济与文化史学者努力的目标,皮朗更是极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皮朗一直呼吁史学家们从国家的视角转向比较的和整体的视角,倡导做大范围、长时段、结构性的比较研究,以避免政治与民族偏见。《地中海》完全摆脱了法国历史研究传统中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的倾向。布罗代尔通过创建不同的历史时间,将政治史置于历史发展的次要地位,他在地理历史意义上对地中海所作的界定,则使国家不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焦点。他笔下的地中海不是由作为政治符号的“国家”构成的区域,而是由生态空间与贸易往来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布罗代尔因此能够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层面上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以探明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特征。3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代尔在史学实践上出色地贯彻了皮朗的理念。
皮朗开阔的历史视野也启发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皮朗对欧洲历史的创新性阐释是建立在拓宽历史空间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要想真正理解古代世界衰亡与中世纪诞生的原因,以及欧洲经济复兴的根源,就必须超越民族或国家这种人为划分的界限,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置于“地中海”乃至欧亚大陆更大的框架体系中来看待。如前文所述,在皮朗的启发下,布罗代尔将自己的研究从西班牙转向整个地中海,并且其研究视野较皮朗更为开阔。为了更好地理解16世纪的地中海,他在空间上远远超出地中海区域,北方海域、美洲、印度洋、太平洋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
再次,受到皮朗注重研究历史长期性与结构性发展变化的影响,布罗代尔也非常重视对结构史的考察。
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政治事件的作用远远不如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大。他对社会与历史问题强调的是“结构性”而非“事件性”的阐释方案,并明确地称自己为“结构史学家”。35他在这方面同样借鉴了皮朗的着作。如前文所述,皮朗从地中海经济的结构性变迁来解释西方世界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变。而对于整个西欧重新“走上进步道路”的原因,皮朗也认为并非是由于欧洲内部的自身发展与缓慢积累,而是源于更广阔世界的结构性经济发展变化。威尼斯与东方世界的贸易往来,弗兰德斯地区与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黑海—拜占庭贸易路线的联系,从南、北两个方向共同推动了欧洲的商业复兴。36布罗代尔完全赞同皮朗对欧洲经济复兴的结构性解释,并用同样的整体视角观察地中海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他认为用事件来解释地中海航运在16世纪下半叶依然保持繁荣的原因会使人“一叶障目”,必须统观世界全局。他认为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从美洲至欧洲,再到东南亚,金银货币与各种商品由东到西和由西向东的双向循环运动都是经由地中海地区的。37
对于地中海衰落的问题,布罗代尔的分析也是“结构性”的,“即使在对危机的短期形势的历史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也必须指望结构史学来提供答案”。38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并发展了皮朗对中世纪早期地中海由繁荣到衰落的结构性解释逻辑,认为不是短期危机或政治事件,而是贸易的结构性变迁导致了地中海的兴衰。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总结道:“主要是交换体系方面的问题,而非生产或消费方面的困难导致了一场‘结构性危机',从而导致了17世纪初地中海‘辉煌'历史的终结。”39正是因为布罗代尔同皮朗一样以地中海整体性结构变迁而非政治危机作为衡量标准,因此他得出了同皮朗相类似的判断。布罗代尔质疑有关地中海地区衰退时间的传统论断,在《地中海》第四版中,他将衰退的时间进一步推延至17世纪后半叶。“地中海生命的光辉灿烂的事物并不是随着1590年前后几年发生的百年趋势的逆转,并不是随着1619—1621年的短期危机的剧烈震荡宣告终结的。”40尽管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以及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却没有立即破坏地中海传统的经济生活。地中海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综上所述,皮朗的史学观念是布罗代尔地中海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源泉。他们之间所不同的是,地中海对皮朗来说是他解释欧洲历史发展的概念基础与框架,而布罗代尔则将地中海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与主角。皮朗关注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地中海地区的结构性变迁对欧洲历史发展的影响,属于历时性的考察,而《地中海》则是对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进行的地理生态和人类经济与社会史的考察,所呈现的是地中海历史横截面的全景图,并且更具全球视野。皮朗关注的是地中海统一性破裂的原因,而布罗代尔则更强调地中海的统一性。这些差异其实反映出布罗代尔对皮朗的超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地中海》是在皮朗的互动论基础上增加了地理生态因素,但布罗代尔比前人更成功地找到了一种将地理生态的影响与人类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将地理知识作为历史写作的开篇背景。《地中海》最富创新意义的地方正是通过建构别具一格的历史时间体系,将地理历史和经济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生态与历史结合起来。
三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被誉为“20世纪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之一”。41按照常理来说,这部被誉为“划时代的”、“革命性的”的杰作本应推动地中海史研究的发展繁荣,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一方面,布罗代尔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指出了地中海的统一性,这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 只做细小的补充就可以了,无须再有更多的人去继续研究。42实际上也没有人敢于挑战他的这部地中海的总体史,有学者称其为“孤独的领航者”。43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冷战对立的加剧,“皮朗命题”对地中海统一性的阐释被忽视了,而皮朗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势力在地中海上制造的东西方交流的阻隔,却作为冷战铁幕的隐喻而得到凸显。冷战时期的政治导向推动了以当时地缘政治地理分布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发展,地中海就在这样的政治与学术发展潮流中被隐没了。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后冷战时代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与社会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推动学术重心发生了转移,一些学者开始挑战传统区域研究的模式。全球史研究率先在美国兴盛起来,世界各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口与生态等方面互联互动的网络关系受到特别关注。在这种趋势下,作为人类互动交往场所的海洋开始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地中海与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一起成为新的热门研究领域。可以说,新地中海史研究是在全球史转向的推动下,作为新区域研究的领域而出现的,并成为跨学科创新研究的焦点。
总体来说,新地中海史研究强调地中海的连通性与整体性,而这种理念的提出是以对“皮朗命题”的重新认识为逻辑出发点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学者们沿着皮朗的研究路径深入挖掘新史料,修正了他对中世纪早期历史的认识。皮朗对地中海史研究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以互动论为基础的有关地中海统一性的论断,二是有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二元对立的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产生分裂性的论断。前者是布罗代尔等互动论学者构建地中海世界图式的重要思想基础,后者则是新地中海史研究的逻辑起点。新地中海史研究最初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他者”概念的反思,主张将地中海视为无边界、无中心的过渡空间与互动场所,反对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观念。甚至有学者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广泛接触与交流作为专门的课题来进行研究。44约翰·沃特金斯曾指出:“在知识层面上,新的地中海史研究始于对亨利·皮朗论点的批判,即伊斯兰教的兴起将地中海变成了事实上的铁幕,将基督教欧洲与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地区分隔开来。最近学者们修正或者完全否定了皮朗的主张,他们描述了一个商业、人口与文化交流的网络,这个网络在关键的7世纪之后很久仍然连接着围绕海洋的三块大陆。”45无论是在近年来出版的地中海史新作中,还是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地中海史学术会议上,“皮朗命题”都是无法绕开的讨论话题。正如塞巴斯蒂安·施密特—霍夫纳所指出的那样:“如今,任何关于地中海世界经济解体的讨论都是以《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为出发点的。”46
在新世纪以来的新地中海史研究成果当中,迈克尔·麦考密克、大卫·阿布拉菲亚、克里斯·威克姆、佩里格林·霍登与尼古拉斯·珀塞尔的着作最具代表性。麦考密克在2001年出版的《欧洲经济的起源:公元300—900年的交流与商业》一书,重新考察了争论近百年的“皮朗命题”。针对皮朗有关7世纪中期以后地中海交通中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加洛林经济去商业化的论断,麦考密克运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对文本证据与沉船遗迹所提供的信息进行编组、量化与综合分析,描绘出一幅与皮朗观点截然相反的动态的地中海商业交换网络。尽管随着西部省份政治统一性被破坏,以罗马帝国控制为主导的地中海航运模式发生了相应变化,商业总量出现下降趋势,但各类人员继续穿行在东西方之间的海洋上。这表明7—9世纪的历史时期并非如皮朗所说的是交通闭塞、去商业化的封闭时期,而是一个交流频繁的繁荣时期。与皮朗强调穆斯林封锁地中海导致欧洲经济衰退的主张相反,麦考密克认为哈里发帝国的建立为新的欧洲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不过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麦考密克对“皮朗命题”的修正实际上仍然追随了皮朗的研究路径,强调远距离贸易在经济与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被史学界称为“新皮朗主义”。47
阿布拉菲亚关注的焦点同样是地中海世界的交往互动,但更强调人在地中海世界的主导地位。他于2011年出版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的创新之处便是立足于地中海本身(海上的岛屿、港口与人),关注的是“属于地中海的历 史”,48而 不是其周围陆地的历史。该书采用全球史的视角,描述了人类从远古时代直到今天在地中海上互动交往的漫长历史。阿布拉菲亚认为地中海史的统一性就在于地中海的可变性与往来于海上的人群之 中。49不 过该书第三部分有关后罗马时代的地中海史,阿布拉菲亚仍然采纳了皮朗的部分观点,强调商业往来在地中海统一性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地中海统一性被逐步打破的6—8世纪作为地中海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 期。50
威克姆的观点与互动论不同。针对“皮朗命题”的争论,他指出:“有关连续性与断裂性的争论仍像一叶无锚之舟漂浮在当前的研究海洋之中。”51他既反对研究中的目的论倾向,又批评最近的一些研究有目的地去寻求连续性。“各种类型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刻中去寻找连续性而不是结构上的变化。”他一方面强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在每一次转变中,连续性与变化性之间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52对此,威克姆在他于2005年出版的《建构中世纪早期:400—800年的欧洲与地中海》一书中,试图从根本上挑战皮朗范式。他采用了不同于皮朗或“新皮朗主义”学者将地中海作为整体予以考察的做法,而是将前罗马帝国的疆域及其周边地区划分成十个区域,分别从国家与税制、贵族与土地占有、农民与农业生产方式、城市与商品流转等多个层面,对各区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进行对比分析。有别于皮朗对地中海世界贸易一体化的描述,威克姆强调的是地中海世界的多样性特征,注重对地区差异性的考察。他完全摆脱了皮朗范式简单明了、结构鲜明的逻辑框架,改用一种区域比较方法,去考察各地区分离与内部重组的原因,意图在地区差异化的发展中寻求解决连续性与变化性的问题,53从而避免理论模式的单一化与解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不过对照前文可以发现,虽然威克姆批评皮朗的长途贸易决定论,意图推翻皮朗范式,但他对新范式的探索仍然是在步皮朗的后尘,专注于经济与社会史研究,而且忽略了地中海世界的生态环境因素。
在新地中海史研究中,最具开创性的当数霍登与珀塞尔在2000年出版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该书是地中海史研究领域继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着作。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作者总结并批评了皮朗与布罗代尔等四位20世纪地中海史学的代表人物的互动论观点,认为他们都只是将物资再分配作为理解地中海历史的核心,因而称他们为“同舟四人”。54在霍登与珀塞尔看来,皮朗“对城镇与长途贸易解释过多,而对生产与总需求研究得过少。”55而布罗代尔只是在互动论之外补充了生态学的视角,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将二者整合在一起。56不同于皮朗和布罗代尔关注远程贸易的研究路径,霍登与珀塞尔关注的是历史生态学。他们借鉴环境史中“微观生态”体系的概念,从人与环境的多元互动着手,关注地中海世界中人类与物质、自然与文化、经济与生态因素的共生结合,强调各“微观生态”区域之间的沿海短途贸易。由于生产、库存与再分配三位一体的生产逻辑的多样性而形成的互动关系,使地中海的各个“微观生态”区域与周边其他“微观生态”区域联系起来。他们用反映互联网思维的“连通性”(connectivity)观点,代替皮朗有关中世纪早期地中海经济交通中断与地中海统一性破裂的说法,完全否定和超越了“皮朗命题”。该书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强调地中海生态与文化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又因地中海的连通性而呈现出统一性。57连通性使整个地中海构成了具有统一性的大系统。这种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动态生态体系,使得将地中海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教世界的传统做法失去了意义,从而避免了欧洲中心主义,有利于将地中海纳入到全球史的框架中开展更广泛和深入的比较研究。
尽管完全摒弃了皮朗范式,但霍登与珀塞尔仍然肯定了皮朗对地中海史研究的贡献。在《堕落之海》的“连通性”一章中,皮朗所关注的7世纪末至9世纪初地中海世界的基本特征,以及“皮朗命题”的相关问题仍然是作者们必须要进一步阐释与思考的对象,而中世纪早期则被命名为“皮朗时 代”。58他们认为,皮朗有关地中海自古代至中世纪早期保持统一性的论断仍然具有巨大价值。59
结 语
埃里克·德斯泰勒在2011年曾撰文指出,地中海史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范式——“战场”(battlefields)与“集贸市场”(bazaars)。前一种是由皮朗提出的对抗模式,将地中海视为分裂对抗的战场;后一种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提出的统一模式,将地中海看作互动交流的集贸市场。新地中海史研究正是始于对“皮朗命题”的批判。霍登与珀塞尔对地中海连通性的创新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地中海互动与交流的研究。但德斯泰勒提醒学者们,在构建一种“包容一切”的“集贸市场”范式时可能会产生偏颇,因此不能“忽略地中海长久以来存在的敌对、分裂、误解、剥削与暴力”。60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许多学者将皮朗有关伊斯兰教势力割裂地中海的论断作为地中海史研究对抗模式的代表,从主张连续性的立场对“皮朗命题”提出许多修正或批判意见。但却忽视了皮朗理论中更为重要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皮朗命题”是以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古代地中海的连通性与统一性为基础的。皮朗描述的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是东西方世界联系、互动与交流的网络。尽管他提出的阿拉伯人扩张造成地中海世界分裂的论断有失武断和简单化,但皮朗基于大量史料所论述的地中海世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与战争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冲突与联系是地中海历史所呈现出的不同面相,地中海的历史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交流与冲突并存的,不应试图以统一模式完全取代对抗模式,以连续论完全取代断裂论,而是应当尽力消除地中海文明边界的传统区分观念,认识到地中海是一个充满相互竞争与冲突、彼此交往和共生的复杂而多样的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批驳“皮朗命题”的观点与论断,但皮朗对古代与中世纪地中海的阐释以及后世学者的相关争论依然是地中海史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皮朗对地中海史研究的影响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
注释
1皮朗的着作早在民国时期就被引入国内。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出版了由胡伊默翻译的《中古欧洲社会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则于1964年出版了该书的新译本《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译者为乐文。1985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由陈国梁翻译的《中世纪的城市》;2011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王晋新翻译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
2参见袁景:《亨利·皮朗与独特的社会过渡理论》,《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1期;郭方:《亨利·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
3王晋新撰有三篇相关论文,分别探讨了他对皮朗学说的理解、“皮朗命题”对西方文明形成问题的启迪和皮朗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关系,参见《皮朗与皮朗命题:对西方文明形成时代的重新审视》,《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对西方文明形成的重新审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亨利·皮朗与法国年鉴学派》,《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有关“皮朗命题”的专题性文章参见向荣:《西方学者对“皮朗命题”的验证与再讨论》,《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0日;李隆国:《“皮朗命题”与罗马文明的历史影响:评魏可汉的〈建构早期中古:400—800年的欧洲和地中海〉》,李猛主编:《奥古斯丁的新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01—313页。其他有关皮朗的讨论散见于一些文章或着作中,如朱明:《亨利·皮朗之后的中世纪城市史研究》,《史林》2017年第4期;刘寅:《传承与革新:西方学界关于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新进展》,《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刘景华:《欧洲中世纪城市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4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40页。
5G.W.Bowersock,“Introduction”,in G.W.Bowersock and Peter Brown,etc.eds.,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Essays on the Postclassical World,Belknap Press,2001,p.ix.
6F.L.冈绍夫:《亨利·皮朗与经济史研究》,载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第336页。
7Bryce Lyon,The Origins of the Middle Ages:Pirenne's Challenge to Gibbon,W.W.Norton & Company,1972,p.302.
8Bryce Lyon,Henri Pirenne: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Story-Scientia,1974,p.133.
9Bryce Lyon,Henri Pirenne: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p.136.
10Bryce Lyon and Mary Lyon,eds.,The Birth of Annales History:The Letters of Lucien Febvre and Marc Bloch to Henri Pirenne (1921-1935),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1991,pp.139-140.
11Erik Thoen and Eric Vanhaute,“Pirenn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Influences,Methods and Reception”,Belgisch Tijdschrift Voor Nieuwste Geschiedenis-Revue Belg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Vol.41,No.3 (2011),p.345.
12Sarah Keymeulen and Jo Tollebeek,Henri Pirenne,Historian:A Life in Pictures,Leuven University Press,2012,p.73.
13Sarah Keymeulen and Jo Tollebeek,Henri Pirenne,Historian:A Life in Pictures,p.89.
14Henri Pirenne,“De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histoire,discours d'ouverture du cinqu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in G.Des Marze and F.L.Ganshof,Compte-rendu du cinqu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M.Weissenbruch,1923,p.10.http://www.digistore.bib.ulb.ac.be/2006/a12929_000_f.pdf [2019-06-26]
15Henri Pirenne,“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 in S.Rice,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A Case Book,2nd e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3,p.444.
16Henri Pirenne,“De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histoire,discours d'ouverture du cinqu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pp.12-13.
17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梁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5、149页。
18亨利·皮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第188页。
19Richard Hodges and Davi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rchaeology and the Pirenne Thesi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3.
20Bryce Lyon,The Origins of the Middle Ages:Pirenne's Challenge to Gibbon,p.84.
21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22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吕厚量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54—55页。
23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38.
24Fernand Braudel,“Personal Testimon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4,No.4 (1972),p.451.
25Paule Braudel,“Les origins intellectuelles de Fernand Braudel:un témoignage,” 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Vol.47,No.1 (1992),p.241.
26Paule Braudel,“Les origins intellectuelles de Fernand Braudel:un témoignage”,p.241.
27Fernand Braudel,“Personal Testimony”,p.452.
28费尔南·布罗代尔:《第一版序言》,《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唐家龙、曾培耿、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8页。
29见布罗代尔夫人所作的中文版序言,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7页。
30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570页。
31Samuel Kinser,“Annalist Paradigm?The Geohistorical Structuralism of Fernand Braude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6,No.1 (Feb.,1981),p.66.
32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570页。
33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413—419、457—459、507、561、570页。
34有关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的历史比较思想的分析,可以参见赖国栋:《试论布罗代尔的历史比较思想——以初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为讨论中心》,《史学集刊》2008年第1期。
35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980页。
36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第53—67页。
37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847页。
38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80—981页。
39参见Samuel Kinser,“Annalist Paradigm?The Geohistorical Structuralism of Fernand Braudel”,p.77。
40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403、979、981页。
41J.H.Elliott,“Mediterranean Mysterie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y 3,1973,p.25.
42夏继果:《地中海史研究:从布罗代尔到阿布拉菲亚》,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组编:《中国梦:教育变革与人的素质提升》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148页。
43John Marino,“Braudel's Mediterranean and Italy”,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No.1 (2010),p.3
44例如Cemal Kafadar,Between Two World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Molly Greene,A Shared World: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45John Watkins,“The New Mediterranean Studies: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Challenge”,Mediterranean Studies,Vol.22,No.1 (2014),p.89.
46Sebastian Schmidt-Hofner,“Regional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Vol.4,No.1 (2011),p.163.
47向荣:《西方学者对“皮朗命题”的验证与再讨论》,《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0日。
48佩里格林·霍登与尼古拉斯·珀塞尔将地中海史研究区分为两种类型:“在地中海的历史”(history in the Mediterranean)和“属于地中海的历史”(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见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p.2。相关概念的介绍参见夏继果:《“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两种不同的治史路径》,《光明日报》2019年 2月25日;《“新海洋史”悄然兴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20日。
49大卫·阿布拉菲亚:《作为全球史的地中海史》,《全球史评论》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50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下册,徐家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31—355页。
51Chris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4.
52Chris Wickham,“Historical Transitions:A Comparative Approach”,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Vol.13,No.1 (2010),pp.2-5.
53Chris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p.13.
54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43—56页。
55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47页。
56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56、60页。
57参见夏继果:《探索区域史研究的新路径——霍登和珀塞尔的地中海史研究》,《光明日报》2018年6月4日。
58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218页。
59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47页。
60Eric R.Dursteler,“On Bazaars and Battlefields:Recent Scholarship on Mediterranean Cultural Contact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Vol.15,No.5 (2011),p.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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