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史书写对美国历史的作用分析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4-17 08:39人气：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黑人史书写的分水岭。它逐渐从传统的贡献论、斗争论转向黑人共同体及其文化。美国黑人试图从自身的视角理解美国历史与现状，进而通过新黑人史加强自我意识、自尊和族群凝聚力，寻求作为一个集团在政治上合一到美国社会中去的机会。70年代中期以后，此种新黑人史书写虽然并未在民族主义方向上持续发展，但是，它的亚文化族群特征逐渐改变了美国史主体架构，与其他新兴的边缘群体史学一起，严厉谴责美国过去的罪恶，最终解构了传统美国史。八九十年代以后，经由大众传播和学校历史教育，“碎片化”的新美国史引发文化身份认同、多元文化教育、乃至国家分裂的激烈争论。
关键词： 新黑人史; 黑人共同体-文化; 美国史;
*关于历史书写对国家或族群历史意识和共同体建构的作用，当代民族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曾说：知识分子通过书写本国家或族群的“信史”，拥有强大的动员力量，对于激励起“我们的人民”为共同的民族作自我牺牲的愿望和意志，很少有其他意识形态能够与之匹敌1。也就是说，由于历史能够提供合法性，因此，有效的使用“过去”是一种增强政治力量的方式。20世纪美国黑人史书写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的重心转向及其对美国史的影响，恰好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分散在史学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等不同领域当中2。本文在此基础上，从文化政治史的视角，尝试将相关诸领域的问题视为一个密切关联的整体，结合时代背景聚焦美国黑人史书写内在理路的代际变化，分析其书写重心转向与社会运动、学校历史教育变革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呈现黑人史政治性意义不断加强的过程、引发的争论和多面相的影响，进而提出多民族国家书写族裔史的一些相关问题，希望能够为较深入地认识历史书写与族群文化建构、国家主流文化重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点参考。
一、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黑人史：修正主流美国史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阿普尔比在《历史的真相》中提到，典型的美国国族史故事，讲的是“自革命以来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成功发展史。黑人虽然自1619年就来到英属美洲殖民地，在历史教科书里却只有模糊的影子……300多年来，白种美国人一直隐瞒黑人存在的证据，而且一直把黑人的经历排除在美国国史之外”3。的确，在19世纪盛行欧洲的“科学种族主义史学”的影响下，职业历史学家书写的美国史，着重探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起源、民主体制等，以“宏大叙事”奠定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的主导地位，淡化或抹煞土着印第安人和其他民族在创建美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谓的科学史家写了很多着作，论说黑人在奴隶制下展示的孩童的幼稚本性，内战中的懦弱无能，以及解放后的野蛮和浪费。他们声称，历史清楚地表明黑人不能作为自由人而生存。由此，奴隶解放时期也就被看成是黑人的灾难和白人的麻烦。”4
这种美国史书写的影响既有害又深远。它不仅使黑人产生强烈的自卑感，难以确认自己的身份，而且为一整套复杂而有巨大危害的、致力于隔离黑人和白人的法律，提供了历史合法性，用于创建和维护黑人与白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黑人学者杜波伊斯曾在《黑人的灵魂》（1903）中说：“这个世界不让他（黑人）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他通过另一世界的启示来认识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彼此不能调和的斗争；两种并存在于一个黑色身躯内的敌对意识，这个身躯只是靠了它的百折不挠的毅力，才没有分裂。”5
在迷茫和痛苦中，19世纪中叶起，黑人群体中出现了第一代业余黑人史书写者，如詹姆斯·C．潘宁顿（James C.Pennington）、罗伯特·本雅明·里维斯（Robert Benjamin Lewis）、威廉·威尔斯·布朗恩（William Wells Brown）、威廉·库珀·内尔（William Cooper Nell）等。他们想要通过自己的黑人史写作改变传统的负面黑人形象，证明黑人同美国生活的相容性。例如，潘宁顿在1841年最早出版美国黑人史的综合着作，使用《圣经》作为主要资料，驳斥盛行的种族劣等理论，证明黑人也属于人类大家庭。他解释说，美洲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既是非洲人的多神信仰惹上帝不高兴的结果，也源于美洲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而非种族低劣。其他早期黑人业余历史学家与潘宁顿的方法相似，但是更强调黑人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以提升其平等。里维斯使用《圣经》和其他古典资料，描述埃及人对世界文学、音乐、科学、建筑、数学等方面的贡献。布郎恩使用传记资料，展示黑人若有机会就能够取得成就。内尔以黑人参与独立战争来说明黑人具有成为忠诚公民的能力。这些美国黑人史的早期作品，强调黑人在非洲、美洲，在已知世界的贡献。通过展示黑人的成就，他们希望能够激励黑人朝向典范的生活，并因此消除来自白人的批评的理由，进而改变美国社会对待黑人的态度，得到白人的接纳。然而，他们的历史编纂学受到了资料和架构的限制，可信度并不高，影响也十分有限6。
不久之后，被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视为现代美国黑人史编纂学之父的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通过系统使用原始资料，如报纸、黑人组织的记录、统计数据、档案资料、访谈等，写作了美国黑人第一部严肃的历史着作，即《1619-1880年美国黑人种族的历史：作为奴隶、士兵和公民的黑人》（History of the Negro Race in America from1619 to 1880:Negroes as Slaves,as Soldiers,and as Citizens,1882），促使美国黑人史有了革命性的发展。虽然没有很强的分析性和批判性，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神谕色彩（他说，在历史的解释中，必要明辨上帝的计划），这部作品却是在努力地记录事实。威廉姆斯在“前言”中说：“我的全部渴望一直是撰写一部确实值得信任的、可靠的历史着作。”7同时，他的作品也是要促使重建后“充满恐惧的时期里黑人大众尽最大努力为公民权和人之为人而战”8。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少数几位受过专业训练的黑人历史学家成长起来。作为第二代黑人历史学家，他们与诋毁黑人在美国生活和文化中取得成就的种族氛围进行了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杜波伊斯和卡特·伍德森（Carter G.Woodson）。杜波伊斯189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第二年，他的博士论文《1638-1870年间非洲到美国的奴隶贸易中的压迫》（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638-1870,1896）作为哈佛历史研究丛书之一出版。之后，杜波伊斯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和文学等领域游弋，成为那时“为数不多的、在广泛的美国黑人研究领域被认为是真正合格的几个人之一”9。他的作品，如《费城的黑人：一项社会研究》（The Philadelphia Negro:A Social Study,1899）、《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1903）和《黑人》（The Negro,1915）等，连同他所主编的《危机》（Crisis）杂志，激发起公众对于美国黑人史的兴趣。1935年，他的经典着作《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出版，为保持黑人史和黑人自由斗争之间的密切关系，贡献良多。在“历史的宣传”那一章中，杜波伊斯揭示了美国历史如何被滥用以压迫黑人。他写道，对重建时期的处理，反映了美国历史学家缺乏科学家的声誉10。他一方面强调奴隶在自身解放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反抗主流美国史否认或歪曲内战后黑人在创建民主美国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还把自己的着作视为在更大范围内黑人斗争、反抗美国现实社会的一种贡献和武器。当他快要完成该书时写道：“这些美国黑人都了解，他在这里的战斗是终极之战。或者死亡，或者胜利。要么斩草除根，要么绝对平等。没有妥协。这是西方最后一个伟大的战役。”8
“若不想黑人在世界思想史中成为无足轻重者，就应当书写黑人史。”11卡特·伍德森（Carter G.Woodson)1912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不仅通过自己的学术着作破解黑人史神话，而且精力充沛地在学术研究、激情演讲和出版着作等活动中穿梭，致力于黑人史的组织化发展和大众化传播。1915年，他创建了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ASNLH），次年《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创刊。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又创办了黑人历史周（Negro History Week),30年代创办了《黑人历史公报》（Negro History Bulletin）。这些工作不仅为黑人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而且使得存在于学者之中的历史资源传播到广大黑人民众当中，转变了社区内、学校内很多普通人对黑人史的看法。因此，伍德森被视为“黑人史运动”的创始人12。1926年，由杜波伊斯提名，他获得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的斯平加恩奖章（Spingarn Medal）。
除了成功发起“黑人史运动”，打破了黑人没有过去的神话，伍德森还培养了一群黑人历史学家，使得黑人史研究逐渐从副业转变为一个职业，尽管还是被隔离的，却为黑人史专业的合法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阿尔鲁休斯·A．泰勒（Alrutheus A.Taylor）、查尔斯·韦斯利（Charles Wesley）、洛伦佐·格林尼（Lorenzo Greene）、W．舍曼·萨维奇（W.Sherman Savage）、詹姆斯·胡果·约翰斯顿（James Hugo Johnston）、路泽·剖特·杰克逊（Luther Porter Jackson）等年轻一辈的历史学家，都热诚地致力于研究黑人的过去13。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他们以南部的黑人学校为基地，运用更严格、系统的历史专业研究方法，既孜孜不倦着述，又以各种方式将新的黑人史观念传播到更广泛的公众当中。同时，一些黑人大学，特别是位于北部的霍华德大学中出现了重要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黑人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阿巴拉姆·L．哈瑞斯（Abram L.Harris）、政治学家拉尔夫·J．邦奇（Ralph J.Bunche）和社会学家E．富兰克林·弗雷泽（E.Franklin Frazier）等。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某些激进色彩，与黑人历史学家相对冷静、超然的分析相互补充和影响。
从根本上说，黑人历史学家独立而冷静的、被隔离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对民主信条、美国的种族实践和希望之间矛盾的深刻认识之上。他们认为，美国种族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白人不知道黑人所做的重要贡献；而知识是最好的消除种族不平等的工具，撰写黑人史既是为黑人读者写作，希望以此提升黑人对自己遗产的自豪感，鼓励其为自身平等而斗争；同时，也是为白人读者写作，目的是说服他们相信美国黑人过去的价值，接纳黑人进入美国社会14。因此，伍德森在《我们历史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Our History,1922）“序言”中写道，该书的目的是“展示黑人与白种人的接触中如何受到影响，强调黑人对于文明的贡献”14。20世纪30年代加入伍德森圈子的劳伦斯·瑞迪克（Lawrence Reddick）声称：黑人史书写者的共同目标乃是“寻求知识的进步，同时以具体的设计提升种族进步的层次；其中，不时表达的、而且总是隐含的信念是：黑人在人类成就方面的作用是重要和积极的”15。在史料和编纂方法上，他们常常聚焦于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奈特·特纳（Nat Turner）、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杜波伊斯、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等影响力大的人物，并通过黑人领袖的不同职业展现美国社会的流动性。例如，道格拉斯被视为19世纪自我造就的典范人物，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如林肯一样出身于小木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政治学家拉尔夫·邦奇更是一个绝好的代表美国机遇的例子。他的祖父是奴隶，父亲是底特律的一名理发师，他本人最终上升到特别政治事务助理国务卿、美国在联合国中的最高级别官员16。1936年，在“美国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会”年会上，劳伦斯·D．瑞迪克将上述历史编纂学的方法称为“自由主义”的范式，即相信个人凭借着勤勉、忍耐和虔诚信仰能够融入美国社会，实现人类进步17。
伍德森及其协会发动的“黑人史运动”到30年代初见成效。《黑人史杂志》日趋繁荣，黑人历史周被黑人社区广泛关注，《黑人历史公报》将资讯传递给黑人大众。黑人学院排队举办年度会议，成为宣传黑人史的前沿阵地18。进而，这场深入草根阶层的黑人史宣传，对20世纪第一次大规模的黑人群众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加维主义———它的热情的民族主义、报纸《黑人世界》以及其重点强调黑人史和黑人文化———应该被看作伍德森及其开创的更受人尊敬的黑人史和黑人权力运动背景中的一部分”19。
当然，那时黑人历史学家的努力和黑人史的影响还未能触及美国主流社会，大多数白人学者也未能反思他们所撰写的历史反映了某种特定的种族主义立场。白人历史学家菲利普斯（U.B.Phillips）南方史叙事当中对黑人的看法更为普遍和流行，如黑奴制度是一种仁慈的制度；黑人天生低劣，是像儿童一样头脑简单的小丑、黑鬼、野人，未曾参与美国文明的创建和发展；种植园是训练黑人最好的学校等20。但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南方出现了首批心怀同情的白人历史学家。他们将新材料和新视角带入该领域，开始撰写修正主义的美国史。例如，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Frederic Bancroft）的单卷本着作《旧南方的奴隶贸易》（Slave Trading in the Old South,1931），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向菲利普斯提出了质疑；弗朗西斯·B．西姆金斯（Francis B.Simkins）和罗伯特·H．伍迪（Robert H.Woody）的《重建时期的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 during Reconstruction,1932），揭露了黑人遭受的胁迫和暴行，指出南方重建的公认解释，对该州造成的伤害比重建本身还要大；C．凡·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的《汤姆·沃特森：农村造反者》（Tom Watson:Agrarian Rebel,1938），对种族隔离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21。同时，这一时期对黑人史书写有重大影响的白人历史学家，还有激进的左派和自由派人士，如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等。阿普特克的《美国黑奴起义》（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1943）、《美国黑人文献史》（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People,7卷本1951-1994）等着作，站在奴隶抵抗的立场上书写、记录黑人史，强调自非洲海岸被奴役时就存在的黑人激进传统，赞颂不屈服的黑人抵抗精神。霍夫斯塔特1944年发表了《U.B．菲利普斯与种植园神话》，对菲利普斯有关奴隶制的书写，从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了有力的系统性批判，并呼吁从奴隶的视角写作22。尽管这些白人历史学家人数较少，其着作和观点也受到主流的忽视，但却为二战后黑人历史学家进行新综合做了准备工作。
托马斯·C．霍尔特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多数美国白人对黑人历史的了解，可能得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一部社会学着作”23，即《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 ma,1944）。该书由瑞典社会科学家冈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应卡内基基金会之邀主持写作，其中强调：“战争使美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了美国信条与种族不平等的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其“结果之一必将是对黑人地位的重新定位”24。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次反种族主义的圣战25，它使得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暴露到世界面前，令其深感尴尬和耻辱。同时，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复苏、黑人向城市迁移和再就业，促使新的希望燃起，黑人也许终究会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
正是在那种知识气候和政治、经济现实中，第三代黑人历史学家以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和本雅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为代表，在黑人史书写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兴趣：“他们不太关注美国黑人的成就，更多地关注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互动，更多地关注频繁的对立，而非难得的真诚合作；他们倾向于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待美国黑人史，坚持认为任何影响美国黑人地位的事件都是美国黑人史的一部分，即使没有美国黑人直接参与其中。”26由是，二者的黑人史书写呈现出一种融合倾向的新综合，不仅将叙述重点从少数杰出人物转向黑人的集体经历，而且“通过将黑人的过去视为美国历史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超越了伍德森”27。
在黑人史上影响极大的《从奴隶制到自由》（From Slavery to Freedom,1947年第一版，以后陆续出了八版，发行350多万册，至今仍在美国大学中作为教材使用28）一书中，富兰克林首先将目的设定为“展示一个群体的特征，而不是研究个体”。尽管个别的黑人成就出色，但却并非是他的书的主要内容。《从奴隶制到自由》是“一部黑人人民的历史”，“主要是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大众为了努力适应一个新的、往往对他们怀有敌意的世界而奋斗的历史”。其次，虽然自身经历了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痛苦，富兰克林仍然坚定地拥护美国主流价值观，努力在主流美国史的框架之内强调黑人与美国文明的互动和适应。他要叙述的是“黑人力图把自己的命运和不断演变的美国文明结合在一起这个过程的历史”，因此必须“认清美国历史的主流以及黑人同这个主流的关系”；“如果我们对美国文明产生过程中的主要潮流不保持敏感性的话，那就没有可能去追溯美国黑人的历史”；“黑人在美国得以生存下来，几乎总是取决于他们适应、实际上是顺应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的能力，而他们所遇到的障碍往往非常之大，使他们难以取得通常所说的重大成就”29。
大体上，富兰克林对美国社会朝向种族公正和宽容的方向发展，在很长时间内抱有信心，认为通过努力奋斗、文化适应，黑人可以融入美国社会。因此，在大多数黑人历史学家认为“在更广阔的职业世界中几乎没有机会、明显地缺席主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时，他的策略明确而坚定：“这就是你前进的地方，是你发现大门是否敞开的地方，这就是你进入职场的方式。”27同样，夸尔斯在《内战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Civil War,1953）、《美国革命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1）、《美国建设中的黑人》（The Negro on the Making of America,1964）等作品中，讨论了奴隶反叛和重建的建设性，不仅将黑人置于美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是追求自身自由斗争中的主要演员，而且，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学家默达尔在《美国的困境》中提出的问题，即强调压迫黑人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是美国历史的中心主题，黑人的行动为推动白人进一步完善美国的民主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
和前辈们一样，这一代黑人历史学家的黑人史研究也带着深深的使命感。如富兰克林所说：“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其争取一流公民身份的努力之间存在着有效的相互联系”；“第三代历史学家是迫于形势，为把美国黑人历史融入国家历史主流而斗争。他们争取将非裔美国人历史融入主流的斗争，是美国黑人学生争取进入南方各州以白人为主的每一所大学，以及南方以外许多研究生院机构的斗争的一部分；这也是美国黑人争取进入美国生活主流而抗争的一部分———争取投票权、争取平等待遇、争取平等机会、争取作为美国人的权利。”30因此，毫不意外，这一时期黑人历史学家的研究重点是南北战争之前的自由黑人和重建，目的是驳斥那些盛行的观念，如黑人腐败、在政治上还没有做好参与民主的准备等。由是，关于重建的解释，自杜波伊斯以后，经由阿尔鲁休斯·A．泰勒关于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田纳西等地重建的研究，路泽·P．杰克逊关于内战前弗吉尼亚自由黑人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黑人历史学家和带有同情心的白人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至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重建：内战之后》（1961），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胜利31。
20世纪5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白人历史学家对种族关系和黑人经历进行了认真研究。在“布朗案”和马丁·路德·金崛起的十年里，他们为黑人史领域的进展和法律上、制度上种族隔离的废除做出了重要贡献，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史着作也是由他们书写的，如C．凡·伍德沃德的《吉姆·克劳奇怪的一生》（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1955）、肯尼斯·斯坦普（Kenneth Stampp）的《奇特的制度：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The Peculiar Institution: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1956）、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的《奴隶制：美国制度和知识生活中的问题》（Slavery: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1959）等。他们倾向于种族平等的观点，对奴隶制和种族偏见做出了负面的道德评估，表现出开明的、后新政自由主义的左倾激进色彩，以致被充满敌意的白人评论家称为“新废奴主义者”（“neo-abolitionists”）。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白人历史学家也开始关注黑人思想史、教育中的种族歧视以及城市中的黑人。有些白人教授还参加了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协会的年会，向《黑人历史杂志》投稿，并开始将黑人史主题的论文分配给白人和黑人学生(3)。
由是，黑人史不再是美国黑人历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研究日趋深入，着作的出版日渐增多。尽管当时学术方面的新发展还未能影响到一般公众的注意32，但是，这则为20世纪60年代黑人史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做好了学术准备，并为黑人自由运动的发展和美国多元社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毕竟，对于黑人群体而言，那不仅仅是美国曾经有过的最深远、最雄心勃勃的书写黑人史和修正美国史的成功尝试，还是一种试图恢复整个群体力量的探索。它努力推翻种族神话，在美国社会秩序的演进中，试图发展那些曾受到西方世界中最大的侮辱的黑人们的自尊和自重；它还尝试要使美国记住，真理比权力更值得称赞，正义和平等应该适用于所有公民。
二、20世纪60年代后的新黑人史：“黑人共同体-文化”共识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期间，民权斗争、城市暴动、黑人意识运动等汇聚在一起，极大加强了美国社会对黑人史的兴趣。首先，黑人社区和黑人教师学生动员起来，要求理解自己历史的权利。1963年8月，芝加哥一个黑人史组织（“Amistad”）号召教师和学生到芝加哥教育委员会，要求教授黑人史，其标语写道，“我们不要再被洗脑”“教我们认识自己”。1964年，底特律的有色人种协进会迫使教育委员会为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出版了一套材料，名为“为自由和民权而战———美国黑人史的一些基本史实”。那时，为黑人史所做的斗争已经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有人断定，理解自己历史是所有权利中最关键珍贵的权利之一；这个为自由而战的新阶段强调黑人应该要了解自己，要关注自己的历史。1966年12月，1500名教师、学生和其他一些人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主题是“教育中的种族主义”（Racism in Education），副标题分别是：“变化中的美国过去的形象”（Changing America’s Image of the Past）和“黑人史大会”（The Negro History Conference）。1967年在新泽西纽瓦克召开的第一届黑人权力大会、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黑人权力大会和1970年第一届非洲人民大会（Conference of African Peoples）等，都重申了对黑人史的兴趣33。而且，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校园激进运动爆发，黑人大学生进一步要求在白人为主的大学开设黑人历史文化课程。他们希望以此重建美国学院和大学，进而重建美国社会34。
随之，美国主流社会也焦虑地想要了解，为何从前顺从的黑人现在会要求平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制作了美国第一部关于黑人史的系列电视片《黑人的美国》（“Of Black America”，共7集），其中第一集是“黑人史：被忘却的、走入歧途的，还是被偷窃的？”（“Black History,Lost,Strayed or Stolen”）。埃德加·A．托庇（Adgar A.Toppin）策划了30集的演讲系列———“来自非洲的美国人：一部历史”（Americans from Africa:A History），并在公众电视台播出。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也为《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连续四期撰写文章《搜寻黑人的过去》（“Search for a Black Past”）。之后，联邦中央和地方各层次的政府也开始要更多地重估黑人经验。1968年8月，国家人文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在全国资助了7个大学的研究团队，用以探讨那些有关美国黑人及其对美国历史所做贡献的课程材料。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建立全国性黑人历史和文化委员会的议案。为此，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小组委员会多次举行听证会35。
这些社会运动及其回应，不仅拓展了人们对美国黑人史意义的了解，也推动了相关联邦机构在其计划中囊括进那些反映黑人历史贡献的材料。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出现的大多数美国历史书，都探讨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决定此种地位的白人种族主义的本质，以及美国黑人在追求自由和平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着作主要由白人学者所写，对他们而言，黑人在美国的存在是更好地理解美国社会的一种手段。同时，嗅觉灵敏的出版商们看出这股潮流，很快出版了数百卷的美国黑人史资料，尤其是教科书出版公司，迅速修改了教科书以反映美国黑人的存在35。同时，为了应对大学生抗议所造成的管理危机，美国各高等院校纷纷设置“黑人研究”专业36，引入黑人史课程，增加黑人教师和研究生的数量。大量的博士生（包括黑人和白人）的博士论文选题集中于黑人史，奖学金机构也鼓励此项研究，还有很多关于黑人经历的会议计划。可以说，从20世纪中期产生的关于黑人在美国历史中作用的观点，在60年代末的主流学术界完成了革命性的转变。
不过，这种在美国史写作中从忽视、省略到囊括黑人、重视黑人作用的变化，更多地反映了民权运动、城市暴动所提出的问题，而非黑人意识运动。20世纪60年代初，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强调了对共同种族历史的骄傲，肯定了独特黑人文化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当黑人开始重新发现他们非洲祖先的社会习俗和成就时，这场“重新发现自己”之旅就开始了。黑人必须实现心理解放和文化认同，进行“头脑革命”，掌握自我话语权。为此，黑人需要写下自己的历史，创造自己的神话传说。通过这个自我发现和自我合法化的进程，非裔美国人将发展一种群体意识和种族骄傲。在被刺杀前，马尔科姆已经模糊看到黑人集体努力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逐步摸索到一条介于分离主义和整合主义之间的多元主义的道路”37。黑人权力运动兴起后，曾经理想主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年轻学子们，把精神导师从甘地（Gandhi）和默达尔换成了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38，继续着马尔科姆的未竟事业：唤醒黑人社区的黑人意识，强调种族团结和群体权利，争取美国社会对黑人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的尊重39。
大约在同时，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出现了一些肯定非裔美国人文化存在的作品40。如勒罗伊·琼斯（Leroi Jones，后改名阿米瑞·巴拉卡Amiri Baraka）的《布鲁斯人：美国白人中的黑人音乐》（Blues People:Negro Music in White American,1963）、白人音乐学家查尔斯·凯尔（Charles Keil）的《城市蓝调》（Urban Blues,1966）、约瑟夫·R．华盛顿（Joseph R.Washington）的《黑人宗教》（Black Religion,1964）等。1964年，勒罗伊·琼斯通过独幕剧《荷兰人》向黑人发出警告：由于黑人纷纷仿效白人文化，黑人文化正受到严重威胁；文学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发表了20年前撰写的《评估冈纳·默达尔的〈美国的困境〉》（“The Assessment of Gunnar Myrdal’s an American Dilemma”），批评以默达尔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家把黑人文化和个性的独特方面视为社会病理学的产物，忽视了黑人文化的自主发展。埃利森观察到：默达尔除了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压迫及“卑鄙伎俩”作了详细论述外，剩下的就是“社会学上的黑人”或“人类的干瘪形象”。他指出：黑人的生活内容肯定远不止受白人压迫这一点，“如果一个民族单单靠反抗，能生存并发展300年以上吗？难道美国黑人简单地只是靠白人创造出来的吗？还是说，他们至少是在他们所发现的周围的环境的帮助下创造了他们自己”41？“许多黑人文化可能是负面的，但是也有很大的价值，是丰富的，因为它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421965年，社会学家圣·克莱尔·德雷克（St.Clair Drake）注意到黑人亚文化的独特精神43。1967年，黑人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哈罗德·克鲁斯（Harold Cruse）的《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Negro Intellectual）更是明确提出：非裔美国人知识分子需要从黑人的视角建立一种有自主权的文化身份……当前重要的是更深入地理解非裔美国人的历史，非此则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行动理论，非裔美国人还将遭受历史上的命运44。
在这种新的社会氛围中，一些亲身参与黑人运动的第四代历史学家认识到，受压迫的人民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能够采取英勇的、有效的行动。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出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新崛起的女性历史学家一起，参与了米歇尔·福柯（迫使从属群体“纪律化”的途径是把他们变成“纪律”的客体）、爱德华·萨义德（“东方”是被西方人建构出来的）等学者提出的有关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讨论，开始对黑人共同体-文化（Black Community-culture）进行调查和研究，以确定非裔美国人是否在困境中创造了新的生活？黑人文化是主流文化的变体，还是正在形成的、独立的文化？
很长时间里，许多学者，既有黑人也有白人，一直否认一种混合的美国黑人亚文化的存在，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承认一种偏离美国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存在的可能性。毕竟，那种文化被认为是妨碍黑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二战后，当种族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名誉扫地时，白人也越来越回避用种族劣等理论来解释美国黑人的不平等，而迅速转向奴隶制遗产的解释方法。他们将先前逃亡奴隶的叙述和自传作为探究奴役的主要资料来源，聚焦于黑人在奴隶制下的悲惨经历。当这些材料被使用时，故事就是一种无尽的苦难和最终逃离奴役的样式：黑人是被剥夺了非洲文化的生物，在种植园中被残酷的对待，最终，自尊一点点衰退；奴役之下的美国黑人只是奴隶制困境和奴隶暴动这个狭窄舞台上的演员。例如，在《压迫的印记：美国黑人的一项心理学研究》中，阿布阿姆·卡迪那（Abram Kardiner）和里奈尔·奥维斯（Lionel Ovesey）假定：奴隶制之下的美国黑人没有文化，“没有心灵内部的防御———没有自豪感、没有群体团结意识、没有传统”45。斯坦利·M．埃尔金斯运用一种源于纳粹集中营囚犯的婴儿化分析理论将上述假定精致化。他将奴隶种植园比作纳粹集中营，认为奴隶制迫使黑人脱离他们的英雄传统，“男人”转化成孩子，是懒散、不负责任、具有依赖性的“桑波”（Sambo）；“桑波”不是天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是通过最初他们被捕时的惊吓、与其家乡和文化的分离、在绝对权威的奴隶主———他们最重要的他者———管制之下的婴儿化。作为最主要的角色制造者，奴隶主将他们的命运抓牢在手中。他是父亲，他们是他的孩子们。这并非只是角色扮演，而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现实生活之中，逐渐内化到他们的行为当中，并注入到他们的后代。因此，美国的奴隶制是西半球中最残酷、压迫最深重的制度，奴隶们遗赠给子孙后代的不是反抗，而是破碎的家庭、被伤害的心灵和扭曲的文化46。
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几年里，历史学家埃尔金斯的“桑波”理论一度流行，与行为科学家的“受害者”理论47相呼应，共同激发起许多白人对非暴力民权示威的内疚感。与之相应，主流社会对于非裔美国人文化的看法，也更趋否定。社会学家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主张，黑皮肤的美国“没有什么价值观和文化，因此不需要加以扞卫和保护”48。政治学家爱德华·C．班菲尔德（Edward D.Banfield）甚至大胆地设想：“如果有某种犹太文化促使其向上流动的话，那么也有某种黑人文化促使其不能向上流动”49。同样，“大多数白人历史学家也拒绝来自非洲的文化迁移的想法。他们在非洲背景中看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能够帮助被迫移民的非洲人适应美国社会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时间的流逝、文化适应、种族压迫的影响，已经消除了非洲文化的任何踪迹，阻止了非裔美国人文化的出现”50。由此，尽管美国大多数学校教科书已经被重写并包括了黑人史，但却只是强调奴隶制施之于黑人的罪恶，而很少追踪奴隶们是如何努力保护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完整性，更几乎没有试图理解奴隶们的内在生命。
的确，在美国史的大部分时期，黑人的大多数都是奴隶，是宪法条文规定下的不完全的人，即使是黑人历史学家，也未能揭示奴隶共同体的经历（the slave communal experience）。在理解奴隶制的机制时，黑人几乎一直依赖于白人的记录和着作。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非暴力民权运动走向黑人权力运动，很多黑人历史学家认识到黑人视角和黑人意识的重要性，开始对以往的奴隶形象———文化贫困、缺乏家庭生活、与共同体隔绝、很大程度上被动的面对非人经历等———发起挑战。由是，主张“自由一体化”的斯坦普的“种族盲”主义（即“奴隶也是普通人，黑人只是天生一身黑皮肤的白人，不多也不少”51）和埃尔金斯的“桑波”理论，在取代菲利普斯关于“黑人劣等”的种族主义假设而风行一时后不久，就引起了深具民族主义倾向的新一代黑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52。
随之，第四代黑人历史学家日益与他们的白人盟友和修正主义决裂，许多人集中在各大学新成立的黑人研究部门中，坚持唯有黑人才有资格书写黑人史，“讲述自己的故事”，推动黑人史书写朝向新的、激进的方向前进53。在南方历史协会（Souther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25周年之际的年度会议上，黑人历史学家小约翰·H．布瑞斯（John H.Bracey,Jr．）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困境：民族主义批判》（An American Dilemma:a Nationalist critical,1969）的文章，大量使用埃利森的评论，将默达尔的观点称为“含蓄的种族主义”，强烈反对关于黑人文化是白人文化病态变体的描述54。文森特·哈丁1966年首次发表并于1969年出版的《内战前黑人中的宗教与反抗》（Religion and Resistance among Antebellum Negroes:1800-1860）指出：在几乎所有广为人知的奴隶阴谋与叛乱中，奴隶布道者和劝诫者都占据了重要地位；灵歌（spirituals）经常以一种超凡脱俗的方式发挥作用。他写道：“音乐和它的表达———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仰———让奴隶们充满了一种上帝对他们当下的召唤，并为他们在这里奋斗、建设和反抗提供了新的决心。”55哈丁敏锐地意识到黑人民间传说的重要性，并认同黑人有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但他从未在自己的着作中系统地探讨过黑人文化以及黑人文化如何表现和使共同体意识成为可能的主题。另一位黑人史学家斯特林·斯塔基（Sterling Stuckey）的文章《透过民俗的棱镜：奴隶制时期的黑人精神》，更明确地发展了这一论题。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多维度的奴隶民间传说上，认为黑人灵歌中的证据表明，“奴隶们的人性可以通过公开和广泛的反抗之外的其他方式得到维护”。透过民间传说的视角，可以看到奴隶们“与压迫者的视角对立，根据自己对现实的解读，形成自己的防御和进攻技术”，因此，“奴隶民间传说，总的来说，果断地否定了黑人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内化了桑波人的特点”，奴隶们当中“存在着大量充满活力、意志坚强的人，他们虽然受到奴隶制的严重限制和虐待，但在面临巨大的困难时找到了忍耐和保持其人性的方法”，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套价值观———一种民族精神———它阻止了人们完全被大社会试图强加的定义所禁锢56。
那时，关于奴隶共同体及其文化主题的关注，除了上述黑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更深厚的学术动力源自底层历史研究、社会文化史、计量史学、人口史学、口述史等新型研究方法的兴起。其中，有些白人历史学家、特别是新左派人士，还对黑人史影响下的美国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因此，面对激进黑人的挑衅和排斥，他们并未放弃这一新领域。1969年，伍德沃德在历史学家组织大会上做了主席发言。他承认：现代白人历史学家被一种负罪感所驱使，经常把黑人历史写成白人所认为的黑人信仰、思想和行为的记录；黑人史是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将因黑人这个新灵魂的加入而获益；那些有黑人经历的人比其他人更能理解这种经历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所有美国历史学家必须包括在黑人史研究之内，或者它是不必要的，可以被隔离，留给黑人历史学家57。奥格斯特·迈耶和埃立特·路德维克的着作中，曾提到那个时期的学术动力：1969年至1974年是特别富有成果和令人兴奋的交流时期；所有人都对定量研究感兴趣，马里兰殖民地的档案尤其丰富，包括税务记录、房地产清单、可转让名册和手稿普查报告等，这使他们对底层从未发声的人有了研究。研究这些材料的学者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奴隶制度的研究中来，兴趣集中在经济、人口和社会结构上，研究主题包括奴隶价格、对白人契约仆役和黑人奴隶的迁移、生育能力的比较分析，以及奴隶的亲属结构等。出版前奴隶自传选集《论奥莱·马萨》（Puttin’on Ole Massa,1969）的吉尔伯特·奥索夫斯基（Gilbert Osofsky）也曾说道：任何对工人阶级的历史或群众的态度感兴趣的人，都必须设计出技巧来分析那些很少留下书面记录的人们的行动和制度。如果要了解他们（奴隶们）的愿景、追求和思想，显然有必要求助于口头记录：音乐、灵歌和民间故事58。这些材料将提供一种重要的历史视角，来考察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黑人共同体存在的意义和影响———那对维系其成员的作用不可小觑。
20世纪70年代，从黑人视角研究奴隶共同体及其文化的专着大量出版，被广泛认为标志着新时代学术共识（包括黑人和白人）的达成58。乔治·拉威克（George P.Rawick）的《从日落到日出：黑人共同体的形成》（From Sundown to Sunup: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 munity）和约翰·布拉辛佳姆（John Blassingame）的《奴隶共同体》（The Slave Com munity）都在1972年出版。拉威克将20世纪30年代联邦着作计划管理局（the Federal Writers’Project of 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和菲斯克大学的学生们对前奴隶进行的超过2000次的原始访谈，整理编辑19卷出版，并以一卷总括说明，即成此书。布拉辛佳姆的着作使用了自由民局的统计记录，指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奴隶都生活在有父有母的双亲家庭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他们二人都从奴隶的视角看待奴隶制，看到了奴隶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仍旧保持着一种自我意识。接下来的六年里，一系列奴隶视角的研究着作出版，包括：尤金·D．吉诺维斯（Eugene D.Genovese）的《奔流吧，约旦河，奔流吧：奴隶们创造的世界》（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1974）、彼得·伍德（Peter Wood）的《黑人多数派》（Black Majority,1974）、莱斯利·欧文斯（Leslie H.Owens）的《这类财产：旧南方的奴隶生活和文化》（This Species of Property:Slave Life and Culture in the Old South,1976）、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的《奴隶制与自由时期的黑人家庭》（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1976）、劳伦斯·列文（Lawrence Levine）的《黑人文化与黑人意识》（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1977）、阿尔伯特·拉博托（Albert Raboteau）的《奴隶宗教》（Slave Religion,1978）、托马斯·L．韦伯（Thomas L.Webber）的《深似河流：1831-1865年奴隶社区人的教育》（Deep Like the Rivers:Education in the Slave Quarter Com munity,1831-1865,1978）等。这些学者搜寻、研究奴隶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展现了其在家庭纽带、组织生活、宗教价值和世界观方面发展的、一种与非洲相联系的、混合的文化，在其独特的家庭和宗教习俗、歌曲、舞蹈、民间传说和口头传承中，揭示了奴隶们如何通过加强群体团结、构建自我自尊、支持秘密或公开的对奴役的反抗，来应对残酷的奴隶制并保存自己族群的完整性。约翰·布拉辛佳姆说：“无论种植园是多么的压迫人、非人性化，生存的斗争还没有严重到足以摧毁所有的奴隶的创造性直觉。”59列文写道：“面对种族、社会、经济上的剥削压迫和不公正待遇，美国黑人创造和保持下来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建立并保持了亲属间的网络，做爱，养育子女并成为社会的一员，建立宗教，创造一种丰富的、具有表现形式的文化。这种文化把他们的感觉、希望和梦想都连成一体了。”60
到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们通过增加新的编年的、区域的、主题的维度，包括从黑人的宗教、妇女、解放的进程，南北战争时北方共同体的形成，19世纪自由黑人社区和黑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新的成果，继续从黑人共同体和文化的角度详细研究。例如，利昂·F．利特维克（Leon F Litwack）的《在暴风雨中呆了那么久》（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1980）重点关注前奴隶的所为所感，把早期南部黑人重建经历描绘成为真正的黑人共同体的基础，驳斥了那种认为其缺乏文化和凝聚力的说法。詹姆斯·博彻特（James Borchert）的《华盛顿的小巷生活：1850-1970年城市中的家庭、社区、宗教和民俗》（Alley life in Washington:Family,Community,Religion,and Folklife in the City,1850-1970,1980）指出，尽管大批移居到北部城市中的黑人都是最为贫苦的小巷居民，面对着灾难充斥的城市病，他们却建成了能使黑人生活下去的社区；不仅家庭没有被拆散，生活的艰苦还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合作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从南部移居来的黑人把原来的乡土文化改造成为适合新环境需要的文化。道格拉斯·H．丹尼尔的《都市先驱者：黑人旧金山的社会与文化历史》（Pioneer Urbanites: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San Francisco,1980）的重点，也是黑人城市社区生活方式中的丰富和活力。
毫无疑问，此种黑人共同体-文化视角很容易导向非洲背景的重要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新兴的黑人研究部门（现通常称为“非裔美国人研究”）中61,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了一股强烈的非洲文化热和非洲中心论思潮。这一思潮在70年代中期学生运动平息后，一度有所消退，但80年代以后得到复兴。天普大学黑人研究中心主任莫莱菲·阿桑特（Molefi Asante）将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city）定义为“非洲人在后现代历史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信念。它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神话，我们的创作主题和我们的精神，例证了我们的集体意志”62。强调非洲主题的代表性作品有约翰·G．杰克逊（John G.Jackson）的《非洲文明导论》（Introduction to African Civilizations,1970），约塞夫·本约科纳（Yosef ben-Jochannan）的起源三部曲：《西方主要宗教的非洲起源》（African Origins of the Major Westem Religions,1970）、《尼罗河的黑人及其家庭》（Black Man of the Nik and His Family,1978）和《非洲：西方文明之母》（Africa:Mothe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1978），圣·克莱尔·德雷克（St.Clair Drake）的《到处都是黑人》（Black Folk Here and There,1987）；阿桑特的《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1980）等。
为福特基金会撰写黑人研究报告的黑人妇女史学家达琳·克拉克·海恩（Darlene Clark Hine）认为，持非洲中心论的学者人数很多，在观点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文化民族主义者、泛非主义者、非洲中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等等，但是，其作品也有着统一的主题，即一种知性的、通常是公开的政治承诺，致力于让黑人摆脱欧洲人（或者白人）的思想和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他们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非洲方法论，让非洲人能够控制自己的知识，反对欧洲中心论。这个群体中的学者，无论他们的着作还是学者身份，都还没有进入主流当中63。当然，黑人研究者并不都是黑人，如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犹太裔学者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从1987年到1991年推出了多卷本长篇巨着《黑人雅典娜》（Black Athena），断言欧洲文明源出于非洲，而且明确宣称：“政治目的……当然是为了减少欧洲文化的傲慢。”64同时，黑人学者内部关于非洲中心论也存在争议。
总的来说，80年代涌现的大量黑人史作品当中，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概念性的、实质性的分歧，但是中心主题是相当清楚的：面对外来的敌意和大量的内部分裂，美国黑人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如果不是单一的）文化、政治和共同体生活65。大量的学术专着揭示了各地区、各阶层黑人男女的经验，“奴隶、农业工人、城市移民、工业工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改革家、调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等，这些曾经无声的大众及其行动表明，他们对构成美国社会基础的基本原则和尚未实现的理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反思”63。结果，黑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从历史中显露出来了。“黑人不再被贬低为哑巴，白人对头的牺牲品，或是受白人恩赐的受惠者。他们应是历史舞台上最好的演员，他们创立制度，维护公共价值，并把斗争与创造的遗产传给后代”66；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自己那一套独特的文化主题……从而能够抵制白人的大多数教导，使他们得以置身于白人社会之外，铸造他们自己的文化规范和群体认同”67。
当然，呼吁研究黑人共同体并非是要诋毁杰出人物的贡献，而是要认识到，理解大多数黑人领袖所诞生于其中的黑人大众的经历更为重要。南北战争之前，并非是道格拉斯的力量维系了黑人共同体，而是黑人共同体的力量塑造支持了道格拉斯。1895年，威廉姆·莫罗·特若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是第一个毕业于哈佛的、全美优等生协会会员的黑人。知道这个杰出人物是重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也要知道当时美国40%～50%的黑人是十足的文盲，70%的黑人是实质上的文盲。如果说许多黑人领袖的职业说明了美国神话，普通美国黑人民众的经历则，表明了美国制度的失败68。
由是，这种对黑人共同体及其文化的调查，剧烈地改变了黑人史和美国史的写作。首先，新黑人史开始自己进程的探究路线。年轻的黑人历史学家们，不再把美国黑人的过去设想为不可阻挡的朝向自由和平等的过程，不再强调黑人对于美国历史主流进程的贡献，也不公开关注黑人和白人的关系。他们的新方法通过勾勒奴隶内部生活的解释策略和技巧，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美国黑人文化的发展”65，努力使被忽视的黑人不仅看得见，而且还要是真实的、有人性的，能够在世界上采取行动69。其次，这个共同体的经历，就像妇女、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一样，表达了一种不会被美国英雄事迹所克服或淹没的独特性，不仅与长期以来的美国神话产生冲突，是典型的“非美国人的”，而且，美国大熔炉的观念———在其中，不同类型之人熔铸成一种理想类型———也失去了作为检视其过去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史的书写将不得不彻底改观。
三、新黑人史、社会运动与美国史的重构
厄尔·E．索普指出：“因为过去会指明很多未来的方向，每一代人都必须做自己的历史研究。”70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黑人史”的主题，一个是黑人共同体及其文化，另一个是激烈的谴责美国过去的罪恶。这两大主题，连同更广泛意义上“新左派”历史学家、新兴的妇女史学家等边缘群体对美国历史的反思，汇合到一起，共同瓦解了传统美国史的合法性，美国神话和美国梦不复存在，朝向“碎片化”的“新美国历史”。
回顾当时，1964年和1965年通过的强有力的民权法案，基本上消除了白人心中因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和剥夺黑人选举权而面临的道德困境，但种族问题依然存在。民权运动试图转向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1965年6月，约翰逊总统在霍华德大学发表演讲，呼吁政府介入。他认识到，黑人贫困与白人贫困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因为黑人贫困的根源在于“过去的不正义和目前的偏见”，因此，将经济自由仅仅定义为机会均等是远远不够的71。他发动了一场自新政以来影响最深远和范围最广泛的国内改革运动，试图超越“自由”，动员联邦国家的权力，使黑人走向条件平等。但是，这个计划所花费的金额太低，不能实现完全消灭贫困的设想或完成改造贫困都市社区生活条件这样更为现实紧迫的任务。数百万非裔美国人仍然处于贫困之中。而且，1967年之后，随着美国在越战卷入的升级，“向贫困宣战”项目的实施陷入了停顿。
随之，美国黑人对于政府将数千亿美元投入到越南战场，而在国内改进学校、贫民窟建设等方面却两手空空，越来越不满。白人自由主义者和黑人活动人士之间一直存在的紧张关系，也进一步加深，变成了阴郁的怨恨和常常公开的敌意。哈罗德·克鲁斯的《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1967）一经出版，就引起极大震动。他认为，美国学校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美国是一个熔炉”，显然不是真实的；美国的现实是建立在相互竞争的、大体上没有同化的种族集团之上；美国之所以“思想和行动就仿佛它是一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个集团控制了美国的文化工具（即宣传工具、表演的艺术等等），歪曲了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并对当代黑人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束缚；因此“对美国社会来说，目前最有决定性的需要是全国文化风气的完全民主化”。他号召非裔美国人知识分子停止使用白种美国人及其欧洲同行的思想，放弃（文化上的）融入主义，从黑人的视角，以原创性的历史解释，建立一种有自主权的文化身份，否则还将遭受历史上的命运72。
那时，新一代黑人领袖和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虽然黑人近百年来早被容许走“自由”奋斗向上爬的道路，许多人这样地尝试过，但相对地说，黑人的处境恰恰同他们在南北战争结束时完全相同，即处于社会的底层72；黑人只有作为一个集团在政治上合一到美国社会中去，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希望72。为此，必须破除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主流历史书写一直灌输给黑人的幻想，新黑人史观必须重视黑人共同体的建构。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对哈罗德·克鲁斯所意识到的黑人文化身份重构重要性的回应。
的确，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的个体主权原则，强调个体只被自己的意志所支配，“个人主义”在核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表现为美国宪法中的机会平等、政治平等、个人权利、自由等。一方面，它可以使不满的人们中至少有一些优秀的个人，能够向上爬而摆脱他们生活的苦难，从而抑制社会动荡和分离性的黑人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它反对集体或阶级意识的增长，防止人们对剥削的社会性有所觉醒。在美国，此种个人主义的主流历史书写也就起着安全阀的作用。但是，美国黑人长期受压迫和隔离的结果，毕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文化背景，在其中，他们以各种形式反抗、拒斥白人的统治。
在黑人民权-权力运动中，民权组织尽其所能在其成员中增加对黑人史的了解。许多团体，例如种族平等大会，在其地方分会内开设了有关黑人史的课程，并敦促其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士参加。同时，发行量巨大的《乌木》（Ebony）月刊也在普及黑人史，尤其是高级编辑小莱罗内·班尼特（Lerone Bennett,Jr．）的作品，给成千上万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不仅极大地增进了黑人斗士们对该学科知识的了解，而且认识到将此种了解扩展到中学和大学的年轻人的重要性。反过来，这些活动又加强了大学生的决心，促使他们在所就读的机构中开设黑人史课程73。激进的黑人学生坚定地拒绝精英式的自由融入主义———“如果融合或被接纳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新近珍视的黑人民族性或抛弃我们的兄弟，那么，不要也罢”；强烈要求增加黑人教师、学生人数；设立黑人研究项目和计划；重新确定课程内容，特别是那些涉及人与社会以及文化本质的研究，都要从黑人的视角进行评估；深刻反省西方资本主义成功发展故事中的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的痛苦74。
因此，黑人史如何叙事不仅仅是属于文化的领域，也与政治倾向密切相关。文森特·哈丁在一本小册子《混乱之外》中，就曾用“从黑鬼史到黑人史”的变化来对应政治方面“自由融入主义到黑人权力的转变”。哈丁认为，“黑鬼史试图通过强调战争中的黑人英雄主义揭示黑人对美国英雄事迹的‘贡献’；呼吁种族自豪感和为进入美国生活主流而持续不断的斗争；它声称主要对客观真理感兴趣，然而却是通过眼泪书写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黑鬼史没有挑战白人统治的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预设。相比之下，新黑人史并没有渴望为现存的美国叙事做出贡献；相反，它强调曝光、谴责、重新解读整个美国历史。这种重新解释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且实际上也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承认人民的所有历史都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75。斯塔基在一篇文章中说：“黑鬼史（Negro history）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一前提在职业军队开进沃茨和底特律并平息了绝望的叛乱时突然得到实现。当黑人大众不再信任美国的时候……年轻的黑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于他们的国家‘正在取得的进步’再也没有兴趣了。无论这样的进步有什么内容，他们都不再对所谓的爱国主义感到兴趣。”76白人自由派视为模范的黑人历史学家富兰克林也遭到批评，被看成是“奥利奥夹心饼干”，即外表是黑的，内里是白的。哈丁写道，富兰克林及那一代的其他黑人历史学家已经被“美国及其‘承诺’所内化，向‘好心的’白人报以信任”。黑鬼历史学必须由黑人历史学（Black history)77来取代：“对于美国社会的仁慈和伟大，黑鬼历史学几乎从不表示怀疑。它主张这种社会有改善的内在潜力（除非我们去读一读另一种黑鬼史的着作），相反，黑人史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黑人史教导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白人救星的身上。它坚持认为，我们黑人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经成熟了。总的说来，我们前辈们写的黑鬼史表明他依然生活在以为白人是赐予者的时代，我们的成熟以及我们的实现都要求我们破除这种信仰。”78为此，他成立了黑人世界研究所，致力于清除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化和美国化的影响，“努力清除西方知识着作中的个人主义，而培育对被压迫人民形成创造性活力所必要的共同体意识（或集体观念）”79。
当然，在黑人历史学家中，除了哈丁、斯塔基等表现出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之外，其他更多人出于职业原则，常常自觉与政治保持距离，未能在民族主义的方向上继续探索，而是选择融入主流。到20世纪70年代末，杰诺维斯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对拉博托（Raboteau）和韦伯（Webber）着作的评论中，他指出：“不幸的是，拉博托和韦伯以一种他们不应该的方式追随当前的趋势。很明显，奴隶历史以其丰富和独特的文化遗产的描述，对政治问题———特别是黑人民族主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因此，人们可能期望写这段历史的人会履行他们的责任，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评价……然而，那些已经察觉到黑人文化发展具有广泛的自治权的人，像拉博托、韦伯一样，通常对他们发现的政治含义保持沉默，而那种发现显然支持了黑人民族主义者的一些主要观点。这种沉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我们希望它很快就会被打破。”但是，很少有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学家像杰诺维斯那样。几年后，他猛烈抨击古特曼和他的崇拜者们，说他们未能“注意到他们的社会历史为黑人民族主义者对黑人经历的解释提供了支持。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古特曼忽视了斯特林·斯塔基、文森特·哈丁、阿米瑞·巴拉卡和其他黑人学者的作品，这些黑人学者对黑人文化史的研究迫使所有研究黑人历史的人正视这个国家问题”80。
不过，尽管许多黑人历史学家自觉远离黑人史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工具性阐释，坚持历史的学术性不能与政治宣传纠缠到一起，但他们依旧坚信：真实的黑人史在改变美国历史研究和美国社会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新黑人史写作，风格冷静，修辞克制，既反对传统美国史写作中排斥黑人民众、宣扬白人至上，也趋向于批评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因为其结构性缺陷导致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的存在和繁荣。可以说，这种对白人种族优越论和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揭露，在间接上瓦解了传统主流美国史叙述的合法性。布拉辛佳姆认为，“黑人学者必须挑战美国史当中的潜在的白人优越原则”；内森·哈金斯（Nathan Huggins）认为，“当我们了解黑人史时，我们将懂得美国梦本身的失败”80。玛丽·F．博瑞（Mary F.Berry）和A．莱恩·海根博海姆（A.Leon Higginbotham）展示了美国法律体制有意识地辱骂黑人；小里欧恩·本尼特（Lerone Bennett Jr．）系统化地探究了美国国家形成过程中黑人平等的结构性和功能性障碍81。甚至许多黑人历史学家信服斯特林·斯塔基的警告，即需要调查的是体制本身，“黑人史应当成为检验美国暗夜的探照灯，揭露那些隐藏的罪恶”82。
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犯下的或保护的非人道主义罪行，引发了公众尤其是青年、妇女、印第安人、西班牙裔、同性恋和其他群体的愤怒反抗。正如重新思考黑人史一样，许多美国历史学家也开始认真研究妇女、移民、男女同性恋、工人、儿童等群体的历史，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认真搜寻各群体的原始文献，认真倾听尽可能广泛的声音。他们透过各群体文化的棱镜，审视美国的过去，逐渐接受了犹太籍哲学教授霍勒斯·M．卡伦1915年在《民主与熔炉》中提出的见解，即最好不要把美国理解成一个大熔炉的统一产物，而应该把它理解成更复杂的“所有民族间的民主”，而不是某一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绝对统治83。
对此，保守传统主义者立刻发出警示。托马斯·A．贝利（Thomas A.Bailey）在1968年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主席演讲中声称：“历史学家应该警惕黑人要求‘历史承认’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为那些不幸的非裔美国人在奴隶制时期基本上是在监狱里；我们当然不会以一个国家的监狱人群来书写这个国家的故事。”84然而，二十多年后，警告变成了现实：“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统治精英、民族国家以及根深蒂固的法律、经济和教育制度变得卑鄙。信条和普遍主义理想是意识形态的陷阱。历史学家不再研究自由和正义的基础，而更感兴趣的是展示统治权的不可避免性。”85传统美国史书写中曾经的“美国例外论”逐渐崩溃，普遍自由和美国梦的神话开始瓦解。
新的历史书写中，美国国家很少再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尽管它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但成千上万人在其中吟唱着各自的历史。海厄姆观察到：“除了在别人的故事中扮演反派角色外，作为演员的美国国家变得很难找了，因此，在最具影响力的历史研究中，美国神话，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要么淡出人们的视线，要么继续作为批评的对象存在。”86美国历史书写的新范式通过揭露各种类型的弱势群体被淹没的经历，强调小共同体的真实性，而不是任何大共同体的独特性。恰如彼得·诺维克所言：“每个人群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87劳伦斯·韦赛（Laurence Veysey）在1979年断言：社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居民都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复杂的马赛克，其中的每个元素“因此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没有什么动力去把这些历史拼凑成一个整体，因为部分被视为现实，整体被视为一种人为的构建88。
对此现象和发展趋势，美国历史学家内部的争吵日趋激烈。一些人大声疾呼，“天要塌下来了，任何偏离大熔炉正统理论的行为，都意味着我们所知的共和国的终结”；另一些人则声称，“社会和民族分裂不是新史学的结果；相反，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持续分裂的一种回应，这种分裂导致许多学者对旧的公式和解释提出质疑和反思，并更密切地观察组成美国的各个群体”，希望“保持对美国历史的理解是开放的、动态的、积极的，不受固定的符号、僵化的教条和无用的阴影的束缚”89。正是在这种思考、讨论和争吵当中，传统美国史框架和叙事的知识权威，首先在专业历史学界坍塌了。1988年，美国研究协会首次将“性别、种族、民族和阶级的文化”作为其年度会议的主题。从那以后，美国各地的研究项目越来越多地把自己重新设计成多元文化联盟90。
四、新美国史教科书与多元文化主义教育
长期以来，美国历史编纂学主要是综合的学问，它被像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查尔斯·比尔德，或者再往前一些时候的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乔治·班克罗夫特那样的学者们所掌控。他们检视美国过去的伟大气概，并用一种单一的、充满凝聚力的进步故事来解释它的形成。此种关于美国国家建设的故事，经过简化和删改之后，被传播到各级学校当中，一直是“美国化”卓有成效的工具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民权运动走向黑人权力运动时，激进的黑人学生热切地要求学校当局修改美国史教科书，开设黑人史课程，增加黑人史项目。随后，其他少数群体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从“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ADL）到新成立的跨种族儿童书籍委员会（The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CIBC），十几个组织都在研究带有种族、民族和宗教偏见的课本，并为书写新课本提出建议。一开始是针对个别书籍的一系列独立抗议，后来变成一个普遍命题：原来所有的课本都把美国当作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社会，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91。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各州居民通过了法律或决议，要求研究美国少数民族，包括拉美裔、亚裔、印第安人以及非裔美国人。教育改革家们提出，通过在课程和整个教育环节中注入对“种族多样性”的承认和尊重，使少数民族更容易接受和支持教育。随后，教科书开始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准确的信息92。70年代开始的教育改革运动被称为多民族教育，或多元文化教育。不过，虽然“数百本忽视或诋毁少数民族的教科书现在都包含了有关他们的准确而富有同情心的材料”，强调政治史和社会史，增强了包容性和多样性，但历史教科书的原有主线，即“有关和平、正义和自由的旧故事，不允许改变”93。
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大学教室里才最先发生了巨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共识历史的教科书———和平、正义、自由和美国方式的胜利故事———也逐渐让位于“新历史”。1979年，霍华德·津恩的着作《美国人民的历史：1492年至今》出版，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校园得到广泛采用和使用的此类文本。在它出版二十周年之际，据迈克尔·卡辛（Michael Kazin）说，《我们人民的历史》“已经出了五版，多次印刷，被分配到数门大学课程中，销量超过100万册，让作者成了名人”94。津恩说他写人民的历史，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环境要求我这样做。我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历史……一种不同于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院所学到的历史，一种不同于我在全国各地给学生的历史课本中所看到的历史。”津恩写道：“我自己的战争经历，以及美国参与的所有那些军事干预的历史，让我在听到政界高层人士用‘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来为他们的政策辩护时，产生了怀疑。”因此，津恩并没有打算重述美国作为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国际灯塔而不可阻挡地走向伟大的古老故事，而是“希望唤醒人们对阶级冲突、种族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和民族自大的意识”。他对美国历史的看法是“持续的恐怖：暴力、战争、对异类的偏见……政治权力掌握在骗子和杀人犯手中”95。《美国人民的历史》用大量事实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统治阶级的谎言，批判了经济和政治精英们所构建的有关美国内外政策的种种神话。关于国家共同体的观念，津恩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个共同体，而且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共同体。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种族和性别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历史。站在统治者一边，人们满眼全是辉煌、进步、自由和繁荣；而站在被统治者一边，人们看到的则是侵略、暴力、奴役和贫穷。津恩明确表示，自己更愿意站在弱者一边，即尽可能向人们讲述阿拉瓦克人眼中的美洲发现史、奴隶眼中的宪法、爱尔兰裔纽约人眼中的美
国内战、女工眼中的工业制度的兴起、古巴人眼中的美西战争、美国南部农民眼中的“镀金时代”、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主义者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哈莱姆黑人眼中的罗斯福新政，等等。津恩指出，穷人的哭诉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如果听不到他们的哭诉，你就永远不知道公平是什么96。
那时，“肯定性行动计划”推动之下的美国大学校园肤色已经有了很大变化。1960年美国大学毕业生中的少数民族成员仅占总数的6%，到1988年，少数民族的比例上升至20%。同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总人数中的比例由35%上升到54%。同期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由1112(10%）上升至14538(37%）。同样，高等教育机构中民族构成、性别构成比例方面，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到1985年，27%的教师是女性，超过10%是有色人种97。在这种高校多元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由女权主义者、黑人学者、男女同性恋学者、教育进步人士和文化激进分子松散组成的‘左派’，希望围绕对差异的核心认知———尤其是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的认知———重新构建课程，并使大学向更民主的决策方向进一步开放”98。
随之，西方文明课程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斯坦福大学继1969年取消西方文明课程作为必修课之后，在1988年，以欧洲经典着作家着作为核心的必修课“西方文化”又被“文化-观念-价值”所取代。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课程内容受到类似的质疑。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决定，学生可以免修西方文化课，但必须选修一门有关第三世界文化的课程；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亦需选修种族研究的课目，但放弃西方文化（甚至包括美国历史）的课目。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不修一门非西方文化的课程根本无法毕业。克利夫兰大学则要求其学生至少要选修两门美籍非洲人文化以及一门欧洲以外地区文化的课程99。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当中倡导的多元文化课程，逐渐进入到废除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体系，中学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越来越成为多元文化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成为黑人争取集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赋权努力的一部分100。不过，新美国历史的书写方法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教育也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对与多元文化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新美国史学激烈批判，声称当前的美国历史讲的都是压迫与痛苦，让人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部“除白人之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始终在受苦受难的历史”，这种治史方法无异于“刻意的宣传鼓动”97。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尔的《美国的分裂：多元文化社会的反应》（1991）更是直接指斥多元文化教育分裂了国家。他认为，从族群角度解释美国历史，意味着新的族群幽灵拒绝克雷夫科尔的“不同国家的个体融合成一个新种族”的观点，从而颠覆了历史上的美国史理论———那种一直以来致力于将美国人保持为一个整体的理论101。对此，天普大学的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主任莫莱菲·柯特·阿桑特明确反驳。他声称：非洲中心论者并非是要否认美国人的公民身份；我们想要保卫所有文化表达的权利，而非仅仅是希腊-罗马-希伯来-德意志-维京人的文化；美国国家的统一建立在共同理想、集体使命感、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并非是历史经验或文化背景的统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讲述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102。
1994年《美国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公布之后，争论更趋激化，甚至很多人将其称为“文化战争”103。桑德拉·斯托茨基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四年级和六年级使用的12种课本以后总结说，“有关国家的标志和歌曲的内容几乎全无”，课本的重点转向了种族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文化消失了”104。保守人士声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驱动下，多元视角日益远离统一的国家故事，历史教学正在偏离两个最主要的目标：提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知识，反复教导学生尊重支持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遗产……非洲中心主义者和其他多元文化主义者所要求的历史教学可能会使美国走上南斯拉夫那样的分裂道路105。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内，国史书写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与爱国主义、公民品行修养和文化身份认同须臾不可分离。在这方面，传统美国史书写中包含的主流价值观，即“美国信条”强调普遍价值，极富生命力和包容力，能够整合不同族裔群体的文化认同，使之归于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叙事当中。但是，其历史化过程中所充斥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和白人文化至上的观念，必然会引发抵制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简单直线发展的民族国家叙事虽然有利于集体记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构建、强化和传播，但其难以展现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且难以容忍和发展质疑探究精神，必不足以解决美国的种族、文化和政治冲突。
同时，黑人史几乎从产生起，就成为历史书写者和那些视历史研究为提升美国黑人生活水平工具的倡导者的联合事业106。20世纪黑人史书写的繁盛更与这一点密切相关。从杜波伊斯提出黑人双重意识开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从乡村到城市迁徙过程中的各种变化，虽然常常伴有疏离感，但是黑人史书写对于融入主流社会的希望更为强劲，表现为在传统美国史自由主义范式的框架内，强调黑人的贡献、斗争和群体适应，既修正美国史中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倾向，又反映出那个时期黑人取得的一些进步，为以“成为白人”的方式进入主流社会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合法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前后，国际上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主义、反抗新殖民主义过程中的独立和民族觉醒，刺激了美国黑人的自我认识，促使他们从受压迫者的自卑情结中解放出来，力图成为有自尊的黑人；同时，在越南战争扩大和保守势力扩张的氛围下，美国政府在自由主义体制范围内消除黑人大规模贫困的努力逐渐销声匿迹，各种先前的融合措施也并未获得实质性进展，黑人激进分子日渐转向民族主义，认识到新黑人史书写中黑人共同体及其文化主题的重要性，认为它对于凝聚黑人族群的力量以求整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由是，20世纪60年代成为美国黑人史书写的分水岭，其工具性和政治性显着增强。激进的黑人斗士们和深受民族主义倾向影响的黑人历史学家，日益强调从自身的视角理解美国历史与现状，通过新黑人史加强自我意识、自尊和族群凝聚力，寻求作为一个集团在政治上合一到美国社会中去的机会。为此，甚至尝试突破传统美国史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与此同时，专业历史学界、特别是新左派历史学家，在底层史学、社会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等新研究方法影响下的研究和反思，不意与新黑人史的主题殊途同归，共同强调了黑人视角、黑人共同体及其文化，而且还与随后兴起的其他边缘群体声音汇合到一起，共同谴责美国社会，揭露美国过去所犯下的罪恶。这些合力最终打破了美国梦和美国神话，解构了传统美国史的合法性，重构了“碎片化”的“新美国史”。
八九十年代以后，经由大众传播和学校教育改革，新黑人史最终使黑人群体完成了由种族到民族的亚文化构建过程，成为多元文化教育改革中黑人群体赋权努力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与传统美国史关系密切的西方文明史课程，遭到质疑和声讨。随后，美国爆发文化身份认同、多元文化教育乃至国家分裂的激烈争论。
那么，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少数族群是否可以拥有“自己的”（不在主流叙事框架之内）历史书写？它能否声称是一种文化权利？或是文化赋权？目前，美国学界尚没有明确一致的结论。不过，在实践层面，虽然美国专业历史学界的讨论和表达仍然是相当自由的，有的学者还坚持，“自由民主国家回应文化挑战的方式，不是直接拒斥，而是吸收和消解文化威胁”107，联邦和一些州议会则纷纷通过立法，对美国史教科书及历史课程的教授进行规范。例如，2006年春天，佛罗里达州的州议会以一种几乎史无前例的步伐，将如何教授美国历史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加以制定。佛罗里达综合法案包含了这样的内容：美国历史应被视为事实，而非建构，应被视为可知、可教、可测试，并应被定义为建立一个基于《独立宣言》中所述的普遍原则的新国家108。因此，未来美国史和黑人史的书写，尽管尚在探索过程中，大体上仍旧会在民族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框架内更多元、更具全球视野。美国国内黑白种族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新阐释。
注释
1安东尼·史密斯着，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2美国学界中关于黑人史的研究很多。学术史方面的代表性着作如：奥格斯特·迈耶和埃立特·路德维克的《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代表性文章如：小罗伯特·L．哈瑞斯的《时代的来临：非裔美国人历史编纂学的转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07~121页；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学术发展》（John Hope Franklin，“O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hip in Afro-American History”），达琳·克拉克·海恩编：《非裔美国人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Darlene Clark Hine eds.,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巴吞鲁日：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关于黑人史在美国史教育中的变化及引发的争议，代表性的着作如：约瑟夫·莫罗的《教科书中的国家：内战至今美国史教科书中的冲突》（Joseph Moreau,Schoolbook Nation:Conflicts ove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f 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克瑞斯汀·E．斯里特编：《通过多元文化教育赋权》（Christine E.Sleeter,eds.,Empowerment through Multicultural Education），阿尔巴尼：SNUY出版社1991年版；布鲁斯·万斯利德怀特的《民族国家叙事、历史知识与学校历史教育》（Bruce VanSledright，“Narratives of Nation-State,Historical Knowledge,and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教育研究评论》（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第32卷（2008年2月），第109~146页，等。关于此选题的中文研究，我的硕士研究生赵欢欢曾从史学史角度做过一些梳理（《美国黑人史学的演变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不过，她的论文并未注意到新黑人史的问题，更未从文化政治史视角深入分析黑人史代际传承的相关因素和复杂影响。其他相关研究还有：李剑鸣的《种族问题与美国史学》（《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95页）、谢国荣的《“漫长的运动”叙事模式及其超越》（《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47~52页）、于展的《近50年来我国的美国黑人史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第109~118页）、王希的《何谓美国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第7~40页）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44~80页）等。
3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着，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4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新黑人史》（John Hope Franklin，“The New Negro History”），《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42卷第2期（1957年4月），第91页。
5威·艾·伯·杜波伊斯着，维群译：《黑人的灵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
6小罗伯特·L．哈瑞斯：《时代的来临：非裔美国人历史编纂学的转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10页。
7约翰·霍普·富兰克林：《非裔美国人传记：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John Hope Franklin，“Afro-American Biography:The Case of 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美国哲学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第123卷第3期（1979年6月18日），第657~672页。
8(5)文森特·哈丁：《力量来自人民：黑人史当代复兴的源泉》（Vincent Harding，“Power From Our People:The Sources of the Modern Revival of Black History），《黑人学者》（The Black Scholar）第18卷第1期（1987年1-2月），第43页。
9约翰·霍普·富兰克林：《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学术发展》（John Hope Franklin，“O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hip in Afro-A-merican History”），达琳·克拉克·海恩编：《非裔美国人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Darlene Clark Hine eds.,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第14页。
10威·艾·伯·杜波伊斯：《黑人的重建》（W.E.B.DuBois,Black Reconstruction）纽约：1935年版，第711~715页。
11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9页。
12内尔·R．麦克米伦（Neil R.McMillen）认为：奥格斯特·迈耶和埃立特·路德维克把伍德森描述为“企业家”似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黑人史的主要推动者和市场营销者，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开启了作为研究领域的黑人史，并激发了一群人数虽少，却极为忠诚、富有成效、才华横溢的黑人学者。这些学者都把这一领域视为“社会运动”。参见内尔·R．麦克米伦：《评论：从吉姆·克劳中奋起---黑人史进入学术主流》（Neil R.McMillen，“Review:Up from Jim Crow:Black History Enters the Profession’s Mainstream”），《美国历史书评》（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5卷第4期（1987年12月），第545页。
13到1940年之前，获得历史学、历史教育博士学位的14位黑人，8位在伍德森圈子中。这些拥有博士学位的黑人学者中，到1930年代末，其中9位已经有重要的作品问世，伍德森圈子之外的三位是杜波伊斯、霍勒斯·曼·邦德（Horce Mann Bond）和约瑟夫·C．卡罗（Joseph C.Carroll），圈子之内的6位是伍德森（woodson）、韦斯利（Wesley）、泰勒（Taylor）、萨维奇（Savage）、杰克逊（Jackson）和瑞福德·W．劳根（Rayford W.Logan）。另外，伍德森圈子中的格林尼（Greene）在20世纪30年代写了一本书，但是，他的博士论文直到40年代才完成。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着：《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74、94页。
14(4)小罗伯特·L．哈瑞斯：《时代的来临：非裔美国人历史编纂学的转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11页）。
15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93页。
16詹姆斯·奥利沃·霍顿：《黑人史研究的新方向》（James Oliver Horton，“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in Black History”），《黑人学者》（The Black Scholar）第7卷第6期（1976年3月），第36页。
17劳伦斯·D．瑞迪克：《黑人史的一种新解释》（Lawrence D.Reddick，“A New Interpretation for Negro History”），《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22卷第1期（1937年1月），第17~28页。
18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书评：“非裔美国人历史：当前的状况”》（John Hope Franklin，“Review:Afro-American History:State of the Art”），《美国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1期（1988年6月），第166页。
19文森特·哈丁：《力量来自人民：黑人史当代复兴的源泉》（Vincent Harding，“Power From Our People:The Sources of the Modern Revival of Black History），《黑人学者》第18卷第1期（1987年1-2月），第44页。
20菲利普斯（U.B.Phillips）白人种族主义立场的两部着作《美国黑人奴隶制：种植园制度下关于黑人劳动力供给、使用和控制的调查》（1918）和《旧南方的生活和劳动》（1929）影响很大。通过对种植园主阶级言行记录的考察，菲利普斯描绘了作为家长制式的奴隶制。他承认奴隶制度的强制性，但认为该制度作为向“落后的非洲人”引入西方文化成果的一种机制，具有正当性。两战之间，只有菲利普斯对黑奴制度进行了综合研究，其观点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彼得·诺维克着，杨豫译：《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2页。另见黄颂康的《美国奴隶制史学的发展》（《世界历史》1980年第2期，第76~82页）、（美）菲利普·S·丰纳的《美国史学家论美国南部黑奴制度》（《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5期，第72~82页）等。
21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305~326页。
22理查德·霍夫斯塔特：《U.B．菲利普斯与种植园神话》（Richard Hofstadter，“U.B.Phillips and The Plantation Legend Author”），《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29卷第2期（1944年4月），第109~124页。
23托马斯·C．霍尔特：《非裔美国人史》，埃里克·方纳等着，齐文颖、林江等译：《新美国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4埃里克·方纳着，王希译：《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33页。
25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476页。
26约翰·霍普·富兰克林：《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学术发展》（John Hope Franklin，“O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hip in Afro-A-merican History”），达琳·克拉克·海恩编：《非裔美国人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第16页。
27(8)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159、158页。
28V.P．富兰克林：《介绍：探索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博士的遗产》（V.P.Franklin，“Introduction:Exploring the Legacy of Dr.John Hope Franklin”），《非裔美国人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第94卷第3期（2009年夏），第317~322页。
29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着，张姿冰译：《美国黑人史·初版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页。
30(3)约翰·霍普·富兰克林：《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学术发展》（John Hope Franklin，“O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hip in Afro-A-merican History”，达琳·克拉克·海恩编：《非裔美国人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Darlene Clark Hine eds.,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第21、17页。
31埃里克·方纳在《奴隶制、内战和重建》一文中提到，到20世纪60年代末，关于重建的旧的解释已经得到彻底的修正。埃里克·方纳等着：《新美国历史》，第197~199页。
32二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压制，导致黑人史运动在黑人社区中的发展一度减弱。20世纪50年代，黑人历史周在北部和西部主要是黑人的学校中，常常受到忽视；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会的会议，只有很少的人参加；黑人大学的学生们选修黑人史课程的人数太少，以至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的《从奴隶制到自由》一书的销售几乎为零。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176页。
33文森特·哈丁：《力量来自人民：黑人史当代复兴的源泉》（Vincent Harding，“Power From Our People:The Sources of the Modern Revival of Black History”），《黑人学者》（The Black Scholar）第18卷第1期（1987年1-2月），第45~48页。
34约翰·霍普·富兰克林：《非裔美国人历史和高等教育中的政治》（John Hope Franklin，“Afro-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美国艺术与科学学术公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第40卷第2期（1986年11月），第27页。
35(4)小罗伯特·L．哈瑞斯：《时代的来临：非裔美国人历史编纂学的转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07~108、108页。
36作为一门学术学科，“黑人研究”是1960年代学生运动和社会斗争的政治要求的结果。随着黑人意识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出现，黑人大学生一直要求开设更多有关非洲和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学和政治思想的课程。许多教育学家认为，在一个一体化的社会中，这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们还强调，这将增进白人对黑人经历的理解，对黑人的社会和心理发展至关重要。到70年代初，建立了黑人研究专业的大学和学院多达500多所。乔纳森·利文斯顿、哈里特·帕斯·麦卡杜、凯瑟琳·J．米尔斯：《作为自尊预测因素的黑人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新方向的呼唤》（Jonathan Livingston,Harriette Pipes McAdoo and Catherine J.Mills，“Black Studies and Political Ideology as Predictors of Self-Esteem:A Call for a New Direction”），《黑人研究杂志》（Journal of Black Studies）第40卷第4期（2010年3月），第726~744页。关于“黑人研究”专业与黑人史研究之关系及影响，拟另文阐释。
37于展：《超越黑人民族主义---马尔科姆·X晚期思想探析》，《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第88页。
38大卫·W．沙泽：《冈纳·默达尔和黑白种族关系：〈美国的困境〉的使用和滥用，1944-1969》(David W.Southern,Gunnar Myrdal and Black-White Relations:The Use and Abuse of An American Dilemma,1944-1969），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39谢国荣：《19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40~52页。
40早在1941年，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黑人过去的神话》（Myth of the Negro Past）中，就表达了美国黑人中存在非洲文化遗存的论点。黑人语言学家洛伦佐·特纳（Lorenzo Turner）的《古拉方言中的非洲主义》（Africanisms in the Gullah Dialect,1949）一书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是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除了黑人舞蹈和音乐中的一些元素、海岛上的古拉方言，以及南方下层社会中巫术的微弱回声之外，非洲人的文化幸存在黑人学者中是被忽视的。因为那种文化被认为是妨碍黑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大多数白人知识分子对赫斯科维茨的研究成果，也表现为漠不关心，有的甚至是怀有敌意。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舆论氛围挽救了赫斯科维茨研究的声誉。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74~275页。
41托马斯·C．霍尔特：《非裔美国人史》，埃里克·方纳等着：《新美国历史》，第1~2页。
42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着：《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52页。
43圣·克莱尔·德雷克：《美国黑人的社会与经济地位》（St.Clair Drake，“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代达罗斯》（Daedalus）第94卷（1965年秋），第771~814页。
44皮洛·噶格罗·达格博维：《历史作为非裔美国人研究的一个核心学科领域：20世纪60-80年代自学并自称的非裔美国人历史学家》（Pero Gaglo Dagbovie，“History as a Core Subject Area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Self-Taught and Self-Proclaimed African American Historians,1960s-1980s”），《黑人研究杂志》（Journal of Black Studies）第37卷第5期（2007年5月）第615页。
45阿布阿姆·卡迪那、里奈尔·奥维斯：《压迫的印记：美国黑人的心理学研究》（Abram Kardiner,Lionel Ovesey,The Mark of Oppression:A Psychosocial Study of the American Negro）纽约：诺顿1951年版，第384~387页。
46斯坦利·M．埃尔金斯：《奴隶制：美国制度和知识生活中的一个问题》（Stanley M.Elkins,Slavery: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59年版，第1~26、81~139页。
47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斯·B．克拉克（Kenneth B Clark）的《偏见和你的孩子》（Prejudice and Your Child,1963）、《黑暗贫民窟：社会权力的困境》（Dark Ghetto:Dilemmas of Social Power,1965），深刻展现了种族隔离对黑人儿童性格和哈莱姆贫民窟生活的有害影响，对黑人在白人种族主义压力下的病态行为模式做出了有影响力的贡献。他的作品和埃尔金斯的《奴隶制》，推动查尔斯·西尔伯曼（Charles Silberman）的《黑人与白人的危机》（Crisis in Black and White,1964）和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的《黑人家庭：国家行动理由》（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1965）出现并被广泛阅读。这些着作和报告推广了埃尔金斯的受害者模式。
48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660页。
49爱德华·D．班菲尔德：《并非天堂：我们城市危机的本质和未来》（Edward D.Banfield,The Unheavenly City: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Our Urban Crisis），波士顿：小布朗恩出版社1970年版，第73、245~248页。
50小罗伯特·L．哈瑞斯：《时代的来临：非裔美国人历史编纂学的转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09页。
51肯尼斯·斯坦普：《奇特的制度：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Kenneth Stampp,The Peculiar Institution: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纽约：1956年版，第vii页。
52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643~671页。
53黑人历史学家与白人盟友之间就黑人史书写和教授资格之争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激化，大约到劳伦斯·列文1977年出版《黑人文化和黑人意识》出现转折。劳伦斯·列文用作品证实了白人也能恰当地思考黑人的精神和灵魂，因此成为黑人、白人历史学家之间争论的转折点。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646~654页；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87~297页。
54大卫·W．沙泽：《冈纳·默达尔和黑白种族关系：〈美国的困境〉的使用和滥用，1944-1969》(David W.Southern,Gunnar Myrdal and Black-White Relations:The Use and Abuse of An American Dilemma,1944-1969），第264页。
55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57页。
56斯特林·斯塔基：《透过民俗的棱镜：奴隶制时期的黑人精神》（Sterling Stuckey，“Through the Prism of Folklore:The Black Ethos in Slavery”），《马萨诸塞评论》（The Massachusetts Review）第9卷第3期（1968年夏），第417~437页。
57C．范·伍德沃德：《带着灵魂的克里奥》（C.Vann Woodward，“Clio With the Soul”），《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6卷（1969年），第5~20页。
58(4)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68~270、254页。
59乔·W．特若特：《非裔美国人历史：起源、发展与当前的状况》（Joe W.Trotter，“African-American History:Origins,Development,and Current State of the Field”），《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历史杂志》（OAH Magazine of History）第7卷第4期（1993年夏），第15页。
60托马斯·C．霍尔特：《非裔美国人史》，埃里克·方纳等着：《新美国历史》，第9页。
61这些黑人研究部门因资源和人事方面的原因，虽然有很多停止运作，但在最重要的大学中得以保留和发展，例如哈佛、耶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普、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等。目前还有一些大学可以授予黑人研究的博士学位。
62达琳·克拉克·海恩：《黑人研究运动：下一阶段非洲中心的-传统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范式》（Darlene Clark Hine，“The Black Studies Movement:Afrocentric-Traditionalist-Feminist Paradigms for the Next Stage”），《黑人学者》（The Black Scholar）第22卷第3期（1992年夏），第16页。
63(4)达琳·克拉克·海恩：《黑人研究运动：下一阶段非洲中心的-传统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范式》（Darlene Clark Hine，“The Black Studies Movement:Afrocentric-Traditionalist-Feminist Paradigms for the Next Stage”），《黑人学者》（The Black Scholar）第22卷第3期（1992年夏），第16、14页。
64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The Afroasiastic Root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第一卷，新布朗斯维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65(8)乔·W．特若特：《非裔美国人历史：起源、发展与当前的状况》（Joe W.Trotter，“African-American History:Origins,Development,and Current State of the Field”），《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历史杂志》（OAH Magazine of History）第7卷第4期（1993年夏），第16、14页。
66托马斯·C．霍尔特：《非裔美国人史》，埃里克·方纳等着：《新美国历史》，第2页。
67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666页。
68詹姆斯·奥利沃·霍顿：《黑人史研究的新方向》（James Oliver Horton，“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in Black History”），《黑人学者》（The Black Scholar）第7卷第6期（1976年3月），第36~37页。
69托马斯·C．霍尔特：《介绍：现在去哪里，为什么去？》，（Thomas C.Holt，“Introduction:Whither Now and Why？”，达琳·克拉克·海恩编：《非裔美国人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Darlene Clark Hine eds.,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第2页。
70厄尔·E．索普：《历史的哲学：来源、真相和局限性》（Earl E.Thorpe，“Philosophy of History:Sources,Truths and Limitations”），《黑人高等教育的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among Negroes）第25卷第3期（1957年7月），第183页。
71埃里克·方纳着，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7~401页。
72(5)(6)罗伯特·L．艾伦着，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美国黑人在觉醒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3~187、62、53页。
73约翰·霍普·富兰克林：《非裔美国人历史和高等教育中的政治》（John Hope Franklin，“Afro-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美国艺术与科学学术公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第40卷第2期（1986年11月），第26~42页。
74文森特·哈丁：《黑人学生与不可能的革命》（Vincent Harding，“Black Students and the Impossible Revolution”），《黑人研究杂志》（Journal of Black Studies）第1卷第1期（1970年9月），第75~100页。
75德瑞克·E．怀特：《黑人世界观：黑人世界研究所提倡务实的民族主义（1969-1974)》(Derrick E.White，“Black World View:The Institute of the Black World’s Promotion of Pragmatic Nationalism,1969-1974”），《非裔美国人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第95卷第3-4期（2010年夏、秋），第378~379页。
76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650页。
77关于美国黑人史的英文名称，曾经有几次变化，从“Negro History in America”到“American Negro History”“American Black History”，再到“Afro-American history”或“African American history”。大体上，这些名称的变化过程表明了黑人从种族到民族的演化趋势（拟另文详述）。本文为简要起见，除强调区别时使用附有英文的名称，此外统一称为美国黑人史。“美国黑人”与“美国黑人史”的使用原则相同。
78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650~651页。
79潘尼尔·E．约瑟夫：《花衬衫与民主：黑人研究、学生行动主义与黑人权力运动》（Peniel E.Joseph，“Dashikis and Democracy:Black Studies,Student Activism,and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非裔美国人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第88卷第2期（2003年春），第194页。
80(4)奥格斯特·迈耶、埃立特·路德维克：《黑人史与历史学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73~274、286页。
81小罗伯特·L．哈瑞斯：《时代的来临：非裔美国人历史编纂学的转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16页。
82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书评：“非裔美国人历史：当前的状况”》（John Hope Franklin，“Review:Afro-American History:State of the Art”），《美国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1期（1988年6月），第167页。
83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54页。
84托马斯A．贝利：《美国史神话》（Thomas A.Bailey，“The Myths of American Histoty”），《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5卷（1968年6月），第7~8页。
85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语言与历史》（John Patrick Diggins，“Language and History”），《美国史书评》（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7卷（1989年3月），第1~9页。
86约翰·海厄姆：《美国历史的未来》（John Higham，“The Future of American History”），卡尔·J．瓜纳瑞编：《在一起：美国文化的统一和多样性》（Carl J.Guarneri,Eds.,Hanging Together:Unity and Diversity in American Cultur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87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643页。
88劳伦斯·韦赛：《美国历史书写背景下的“新社会史”》（Laurence Veysey，“The‘New’Social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美国史书评》（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7卷第1期（1979年3月），第1~12页。
89劳伦斯·W．列文：《克里奥、经典和文化》（Lawrence W.Levine，“Clio,Canons,and Culture”），《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3年12月，第849~867页。
90琳达·科伯：《多样性与美国研究的转变》（Linda Kerber，“Divers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tudies”），《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41卷（1989年9月），第415~431页。
91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修正美国：二十世纪历史教科书》（Frances FitzGerald,America Revised:History Schoolbook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经典图书1980年版，第39页。
92乔纳森·齐默尔曼：《谁的美国？公立学校的文化战争》（Jonathan Zimmerman,Whose America?Culture Wars in the Public School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93杰夫·瑞根巴奇：《为何美国史并非如其所说：对修正主义的介绍》（Jeff Riggenbach,Why American History is not What They Say:An Introduction to Revisionism），阿拉巴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2009年版，第184页。
94迈克尔·卡辛：《霍华德·津恩的历史教训》（Michael Kazin，“Howard Zinn’s History Lessons”），《重新思考》（Reconsiderations）第29卷第5期（2004年1月），第81页。
95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史：1492年至今》（Howard Zinn,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492-Present）二十年纪念版，纽约：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1999年版，第658~660页。
96蒲国良：《霍华德·津恩与美国人民的历史》，《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7卷第3期，2014年6月，第139~144页。
97(6)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65~66、70页。
98保罗·劳特：《经典与语境·序言》（Paul Lauter，“Preface”,Canons and Context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99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2期，第68页。
100理查德·M．米尔曼：《黑人史与文化赋权：一个研究个案》（Richard M.Merelman，“Black History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A Case Study”），《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第101卷第4期（1993年8月），第334~336页。
101小阿瑟·M．施莱辛格尔：《美国的分裂》（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世界与我》（The World&I)(1992年4月），第212~219页。
102莫莱菲·柯特·阿桑特：《欧洲中心主义的痛苦消亡》（Molefi Kete Asante，“The Painful Demise of Eurocentrism”）《世界与我》（The World&I)(1992年4月），第219~224页。
103关于课程标准公布后引起的争论，参见王希：《何谓美国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第7~40页。
104塞缪尔·亨廷顿着，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105约瑟夫·莫罗：《教科书中的国家：内战至今美国史教科书中的冲突》（Joseph Moreau,Schoolbook Nation:Conflicts ove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第1~6页。
106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书评：“非裔美国人历史：当前的状况”》（John Hope Franklin，“Review:Afro-American History:State of the Art”），《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1期（1988年6月），第163页。
107理查德·M．米尔曼：《黑人史与文化赋权：一个研究个案》（Richard M.Merelman，“Black History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A Case Study”），《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第101卷第4期（1993年8月），第336页。
108布鲁斯·万斯利德怀特：《民族国家叙事、历史知识与学校历史教育》（Bruce VanSledright“Narratives of Nation-State,Historical Knowledge,and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教育史研究评论》（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第32卷（2008年2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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