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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鼓戏《疯娘》中疯娘悲苦生存命运及根源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5-14 08:25人气:
摘    要: 商洛花鼓现代戏《疯娘》是一部表现母爱主题的悲剧。剧中讲述了疯女流落桃花村,与残障青年长顺结合生下柱儿,经历了抛弃和回归,最后为给儿子摘取野山桃坠落千丈崖而殒命。这使得疯娘的命运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本文从个体生存命运的悲苦,社会悲剧的根源来阐释《疯娘》的悲剧意蕴,展现了戏曲艺术价值与精神内涵。
 
  关键词: 疯娘; 生存之悲; 社会根源;
 
  戏曲艺术反映了人类不断渴求认识自我的本能,即通过创设一种假定的舞台情境来反观自身、解读自身、提升自身。伟大的戏曲作品都是取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思想表达外化,这与作家的思想感悟和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息息相关,一个真正的作家敢于为这个世界发声,他所创作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诠释,反映出社会最本质的问题和人与自身及外界的矛盾关系。商洛花鼓戏《疯娘》自演出以来,反响强烈,好评如潮。疯娘之死,既是她个体疯癫所导致的命运悲剧,也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社会悲剧。
 
  一、疯娘生存命运的悲苦
 
  波伏娃说:“世界在女人看来不像海德格尔所定义的那样,是介于她的意志和目的之间的‘工具总体’;相反,它要进行顽强抵抗,难以制服;它受命运支配,充满神秘的反复无常。”[1]女性的生存情态虽然表面安于现状,但内心一直在负隅顽抗,她们在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又对自由的愿望永远超前于现实的存在,而挣脱命运的束缚,需要艰辛的努力,更要为获取自由付出沉重的代价。女性就在此磨难中动心忍性,倔强成长,经历一次次心理和情感的洗礼,最终完成了生命的历程。然而,生存与生活所呈现的生命情态都是一场场炼狱般的修行,这个过程就意味着人与自我的悲剧矛盾。因为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综合体,多重矛盾构成了人的本质。人既是一种个体存在,又是一种社会存在;既是一种生理存在,又是一种文化存藉;既是一种共时存在,又是一种历时存在,因而人的自我内在充溢着各种对立和冲突。《疯娘》这部戏,疯娘从出生到死亡整个过程都面临着自我的悲剧性矛盾,她疯疯癫癫、痴痴傻傻地苟活在世间,被抛弃、欺负、打压、恐吓乃至死亡,都是不幸的命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之悲。
 
  (一)流落之悲
 
  流落指随水漂流零落,形容人和物,即存在的方式是流动的,像一叶浮萍、一缕青烟,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表达着复杂的精神状态,信仰的崩塌,精神家园的迷失,自我身份的困惑,价值观念的失衡。王安忆在《伤心太平洋》的结尾写道:“从地图上看,大陆也是飘浮的岛屿……人类其实是一个漂流的群体,飘浮是永恒的命运。”[2]她认为漂泊是人类认知自己的突破,是永恒不变的、普遍存在的意识。疯娘在乡间傩会时流落到桃花村,她疯疯癫癫,衣衫褴褛,问她姓名和来自哪里及去向哪里都不知道,她在命运的安排下,顽强地活着,又显出麻木的悲哀,如唱词中“滚,滚,哪里来的疯女子,快走开,我踢死你”,以及众小孩朝疯女身上扔杂土块,疯女转身吓退小孩子。如此蓬头垢面,头戴花环,被一群孩子追打的疯娘面临着不可改变的现实,即被家人抛弃,无依无靠的生活,不知从何来,又往何处去。正如莱蒙托夫在《哀诗》中写道:“我独自一人,抛开人世,与人们无缘,也不向任何人托付自己的哀伤……但我的心离他们的幸福很远。”[3]剧中疯娘尽显流落、漂泊之感,尽管我们都明白漂泊、流落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遭际,而疯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她更明白漂泊、流落是生活的常态,但像疯娘一样的流落者都有着顽强的毅力、积极的精神,她们会变得愈发坚强,能够直面生活中的任何苦难。
(二)奴役之悲
 
  “古今中外,从鲁迅到卡夫卡,奴役似乎是人类的永恒处境,而奴役又总是与权力结成共生性话语”[4],在中国的封建思想体系中,这个“权力”往往借传统人伦观念而建立统治关系,达到对人自由的限制和束缚,奴役身份之卑,备受压迫,没有人生自由与社会地位。疯娘疯疯癫癫,穿得破破烂烂,疯是摆脱不了的身份,精神上同样承受着重负与压迫,以至于被小孩嘲笑、被人欺辱,失去理性思维,沦为行尸走肉的工具一般。她做了很多单身汉的媳妇,在生下孩子后,依然摆脱不了被家人撵走的悲剧,包括遇到长顺之后,也未能改变这种现状。如疯娘的一段唱词,“她抱着牛牛娃,心里乐开花,没牙的嘴左亲右亲我的娃,白天她抱着,晚上她搂着,就像老母鸡护着鸡娃,儿啊!你知不知道,我才是你的亲妈妈”,疯女虽疯,但爱子却是天性使然,想给儿子喂口奶都不行,长顺娘担心她把疯病传染给孩子,又怕她疯癫给孩子带来伤害,屡屡阻挠,仅是把疯女当作生孩子的工具,嫁给长顺也是受长顺娘权势的控制,没有自由可言。哈耶克认为“一个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断意志的强制,这种状态常常被看作‘个人的’或‘人身的’自由”[5],自由是每个人追求的理想状态,通往自由的道路曲折坎坷,疯娘原本是弱势群体,没有亲情可言,更没有自由可选,就连做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这不仅是肉体上的奴役,更是心理暴力的压迫,造成严重的伤害,导致人很难以从痛苦中走出来,甚至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心理奴役之中。
 
  (三)遭弃之悲
 
  抛弃是不符合道义、没有良知的作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顺娘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延续香火,可以看出她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自私自利,冷漠心狠,她利用疯女生下孙儿,却不懂感恩,也不顾及儿子的感受和邻居对她的看法。她知道自己做了恶人,出于自私的想法,只担心孙子的安危,而不顾疯女的死活,借着给娃买围巾的幌子将疯女抛弃;另一方面,疯娘大脑不正常,长顺娘害怕危及孙儿的安全和声誉,决定狠心抛弃疯女,为孙儿排除后患,但做法有悖道德。疯娘虽然有疯病,但不轻易冒犯他人,有时也清醒,她被丢弃而不见婆婆,还念叨:“娘!你到哪里去了,我要回家哩!”之前被家人抛弃,不知道名字和来自哪里,惘然无知,无牵无挂。但这一次被抛弃,心境不同以往,她有了回家的诉求,有了清醒的意识,还想着可怜的儿子还有给她温暖的男人,“看见了、看见了,柱儿对娘笑,柱儿长大了,柱儿是娘身上的肉,是娘心中的宝,天大地大你有多大?大路小路你有万千条,天地大,拦不住;万千条,挡不住!我找,我找,我找找找!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我的柱儿找到”,在爱的呼唤下,她坚定了回家的信念。在现实中,她好像做梦一般,又回到了原来流落的生活,在希望与绝望中起伏,承受着外界风雨的侵袭和迁徙流亡的考验。疯娘的形象仿佛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触摸着现实和人性,在麻木不仁的社会中,看清了权力和真理的持有者,同样导演以敏锐的观察和善良的心灵感触着人情世态,带领观众走进疯娘的内心世界。
 
  (四)花落之悲
 
  人生的众多苦难之中,“死亡是一个比痛苦更有影响力的概念。很少有这样的痛苦,无论其如何强烈。不会比死亡更可怕”[6]。剧中结尾众人合唱道:“啊!天塌了,地蹦了,千尺崖下出人命了!”疯娘为柱儿摘鲜桃,不幸失足跌落千尺崖,生命戛然而止,这是为个体生命的结束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为生命的崇高埋下了伏笔。英国着名史学家汤因比将“挑战”和“迎战”归结为人类文明的源起,其间包含着人与自然宇宙的对立,也是人与社会的对立,但人类的渺小不足以战胜,最终摆脱不了失败与毁灭的命运。从这部剧中女主角疯娘的毁灭来看,死亡是我们最不愿看到和接受的,但艺术的真实,悲剧以毁灭价值来升华主题情感,是灵魂上的拯救和心灵上的寄托。所有的永恒价值都因为死亡在瞬间灰飞烟灭,它的强大不仅仅是生命的结束,而是蕴含了无穷的韵味,触及生命最本源、最深层次的内涵,我们从死亡中感受震撼,从生命陨落的痛感中升华出崇高的快感,我们因疯娘的悲剧命运而伤情,因死亡而传递恐怖的讯息,但最终被疯娘那涓涓深切的爱子之情而感动,她那种对儿子无言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普世的情感和母爱的伟大,爱不仅仅只在正常人之间传递,更是世间万物生灵紧密关联的纽带,而且人只有意识到“死亡”,便会穷尽一生精力去追寻永恒的话题,因此我们的心灵充盈着永恒的爱的崇高审美体验。
 
  二、作家的经历
 
  黑格尔提到“独创性是和真正的客观性统一的,它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融会在一起,使得这两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对立”[7]。作家在选择题材和人物塑造方面,有自己的影子并内化成理想的对象。
 
  《疯娘》是根据作家王恒绩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戏,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贫穷,经济落后,苦难是必须经历的考验,一系列的遭遇为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该剧也是根据真实的故事而创作。不知身份,到处流浪的疯女,做过几个光棍的媳妇,生下儿子后就被人家撵走,在一次摘野桃中不幸死亡。作者以最大的敬意向读者与观众诉说,清晰而起伏的文字间饱含着深情。疯娘不断超越不幸的命运和争取自由的精神,都于社会现实与人物内心层面发掘问题,寻找答案。作者面对社会在不断思考,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出对人性真情和社会良知的呼唤,这样安排人物命运,不仅是作品的真实,更是现实的再现扩大,在用毁灭来呼唤人性和这个社会,用戏曲错综复杂的方式去表达生活中的各种情感,所以李渔说,戏曲“但虑七情以内,无境不生;六命之中,何所不有”[8]。
 
  这部戏中疯娘的不幸遭遇直至死亡都是以牺牲自己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这个过程需要付出代价,不仅是加诸人物自身的一系列悲惨遭际,更是作家随人物命运起伏而追寻的内在主题。作家在创作中,需要同自己的内心对话、抗争,最后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整个文学创作与作家的经历密切相关,但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有多棱镜、多层面的曲折反应关系。
 
  三、社会悲剧的根源
 
  社会是人物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为征服自然、协调关系的一种组织方式。社会是由每个个体的人组成的,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本应是和谐一致的。但个体的欲望、需要和理想往往会超出社会现实提供的可能,个体是一种易动的变量,而社会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常量;个体是一种狂放不羁的想象界,而社会则是一种井然有序的象征界;个体代表着一种自由宣泄的酒神精神,而社会则体现着一种必然性限制的日神精神。因而,个体经常与社会产生冲突、矛盾和对立,发展到极端,往往就是强大的社会力量大过于渺小的个体,个体被忽视、轻蔑、碾压乃至毁灭,这便造成了悲剧。
 
  (一)封建思想的囚笼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三千余年,封建意识已渗入骨髓。不能彻底地清除腐朽的封建意识,人就不能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人的个性就不能得以真正的解放和彰显,真、善、美就会被扼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成为道德体系的主要构成内容,贯穿着整个社会生活,催生出愚昧狭隘、封闭保守的思想,自私贪婪、冷漠无情的腐朽文化,集中体现了个人的意志和权力,不断强化封建思想观念,限制文明新生事物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而延续香火便是老一辈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长顺他娘完全为了繁衍后代,需要有子孙继承家业,所以疯娘和长顺的结婚,也是没有选择性的命运,以及长顺对疯娘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和自由,都要听从母亲的安排,缺乏主见。封建社会家长制严重制约了文明的发展,长顺在这种封建思想中也不例外,全凭母亲做主,面对母亲对疯娘的态度表现出无力的反抗,直到疯娘被骗走后才面露无奈去寻找。从疯娘生孩子前后的对比,最后为了孩子的健康而被骗走,这一切都是长顺娘为了孙儿的将来,为了这个家业的继承着想,却从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长顺娘思想狭隘,冷漠自私,缺乏人性起码的关怀,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把疯娘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一般,在她的意识中没有人性化地看待疯娘的存在,疯娘最终被抛弃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更是封建思想下的牺牲品,让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囚笼禁锢的人去主导两个人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种时代悲剧。
 
  (二)邻里环境的悲凉
 
  人是以一种群居性动物而展开活动的,人类自诞生就共享着同一个世界,有自己的情感和对外交流的生理诉求。因此,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利益,有自己的一套人生法则、生活习性、理解方式和处事行为,所以人与人之间尽管看似有着许多共同点,但也有个体思维和周遭环境的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有时是出于本性,如自私贪婪;有些是在成长中的习性养成差异,如冷漠与热情;有的是在社会的发展中孕育而生,如利益和权力。当这些矛盾无法解决、控制时,就会发展为悲剧性冲突。这种冲突存在于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存在于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之间。
 
  疯女一开始就被家人抛弃,说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还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为了生存而不管不顾疯女的死活。当疯女来到桃花村时被孩子们又打又嘲笑时,大婶也跟着嘲笑,“昨晚跟猪一起抢食吃”,大家也一起跟着笑,表面看似嘻嘻哈哈的闹剧,认真品味却是邻里之间的讥讽。范屠夫说:“疯媳妇生娃那是不可能的,生下的娃也是个脑瘫残疾。”话中尽是对疯娘的蔑视和嘲讽。柱子被人欺负,却没有人安慰和解,疯娘爱子心切挺身而出,直至邻居上门讨债,“疯婆娘,你个狼不吃的,还活着回来了,刚一进村打我儿子,不给你厉害,咱们村子不得安宁,我打死你个瞎东西”,可以看出当时邻里关系错综复杂,人情冷漠悲凉。小小的桃花村更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写照,邻里之间看似和谐团结,风平浪静,一旦损害自身利益,便翻脸不认人,唯利是图,缺少悲悯情怀和人性关照。疯娘生存在这种环境中,不仅是个体的悲哀,也是当时社会生态环境下的悲剧。
 
  四、结语
 
  疯娘是苦难与情感的综合体,从她身上不仅看到社会规范与封建思想造成的悲剧,更有自由遭受压抑、生命无法舒展的悲剧。社会的落后、思想的麻木、人情的冷漠,羁绊着自由的表达和爱的传输,作为个体,死亡是必然的结局。但疯娘的举动,争取自我生存的价值,在逼仄的社会中、历史狭小的空间里寻求解脱与探索活着的意义,诸如人性的考验、使命的呼唤、爱的表达等,这一切在母爱的观照下,显得渺小而卑微!
 
  参考文献
 
  [1][法]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11:442.
  [2]王安忆.伤心太平洋[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28.
  [3]季明举.漂泊的诗魂——莱蒙托夫诗歌宇宙观探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院学报,2009(12):44.
  [4]吴晓莉.在奴役中自在游戏——关于王小波《红拂夜奔》的解读之一种[J].名作欣赏,2013(30):20.
  [5][英]哈耶克.自由宪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8.
  [6][英]伯克.崇高与美——伯克美学论文选[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社,1990:36.
  [7][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63.
  [8]李渔.闲情偶寄全鉴[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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