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前期的汉学家成果和吏学政策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5-25 09:49人气：
摘 要： 朝鲜朝的“事大交邻”外交政策影响了历代君主对汉学的重视程度，也成就了当时朝鲜王朝汉学家们卓越的汉语造诣。朝鲜朝对汉学的各种奖励制度，汉学机构的建立，汉学者的培养政策推动了整个王朝译学教育的发展。而朝鲜朝前期的政策影响了整个朝鲜朝汉学政策的走向和发展。
关键词： 朝鲜朝前期; 汉学政策; 汉学教育; 汉学家; 吏学政策;
国内关于朝鲜王朝的汉学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偏重于具体汉学教科书和汉学书籍的研究，对于朝鲜朝的汉学政策介绍却是很少，朝鲜朝能出现很多优秀的汉学家、汉学教科书和汉学书籍，肯定有其政策上的可取之处。本文将结合朝鲜朝前期的汉学教育讨论其汉学政策、史学政策、汉学家和汉学作品，以期为现代汉语对外教学政策及研究提供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借鉴。
一、朝鲜朝的汉学政策
朝鲜朝的汉学政策始于太祖时期，太祖元年八月太祖制定了科举法，设立文科、吏科、译科等三科，让吏曹掌管。太祖二年九月颁旨设立了司译院。司译院提调契长寿等人制定司译院制度，并强调根据生员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态度对其进行严明的赏罚。
朝鲜朝初期非常重视汉语的口语教学，汉语译官甚少有精通经史之人，在与明朝来访官员交流时，没有办法对经史义理对答如流。所以，从太宗时期开始，汉学教育不再单单针对汉语口语，对译官的经史教育也投入很多。太宗四年八月司宪府上疏建议道：“任命精于汉语者为训导官。”[1](4）太宗十三年六月为了教授司译院学生们经史义理，在司译院设置了“文官训导官”之职，并在《经国大典》中，规定“汉学教授（从六品）四员、二员文臣兼，汉学训导（正九品）四员”。[2](34）而在世宗朝时，世宗设立“汉学讲习官”之职，教授译官汉语知识和经史义理知识。世宗十五年选拔优秀聪敏的子弟在司译院常习汉语，对此，礼曹记载道：“礼曹启，以入学选拣子弟二十人，并令仍会司译院，讲习汉文汉语，每於使臣赴京，以从事官，差送，从之。”[3](26-27）世宗十六年正月吏曹上疏建议将“译语习业子弟”当中的有职者称为“汉学讲习官”，无职者称为“汉学生”。
在整个朝鲜朝的汉学教育史中，世宗对于汉学的推崇在朝鲜朝历代君王中尤为突出，世宗在朝时制定了很多积极的汉学政策，推动了汉学的发展。世宗对汉学的热情还表现在计划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汉语。但是因为明朝的不允而被搁置，对此世宗对大臣们不由感叹道：“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应，予欲遣子弟于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3](26）世宗在十一年九月己酉日，启用精于吏学的李边为司译院训导时说道：“译学实国家重事，边亦体予意，勤学不倦”。[4](18）世宗二十年三月命金何，每隔三日给世子讲习汉语。世宗二十三年十月世宗上书明朝：“本国僻在东陲，语音与中国殊异，必资通译，乃能传名”,“汉语传音，渐至差讹，虑恐倘有宣谕圣旨，难以晓解，朝廷使臣到国应待言语，理会者小，深为未便，辛今李相粗识文字汉音纯正”。[5](8）从这个上书文可以看出世宗对学习汉语的热情。世宗对学习汉语的这种热情也造就了申叔舟、成三问、崔恒等大批汉学家。
世祖四年正月十九日下令刊印《朴通事》《老乞大》，礼曹在启请文中写道：“讲习汉训，事大先务”。[6](4）从这一启请文可以看出，世祖对汉学的重视也是为了事大中国的目的。
成宗对汉学的重视从优待译官的一系列举措中可以看出。成宗十一年将精于汉学的译官张有诚和黄中晋升为二品官职，这一举措遭到了东西两班大臣们的反对，成宗却始终坚持对于译官的优待。成宗十三年四月为了振兴汉学、倭学、女真学等译学学科，将能力超群的译官晋升为东西两班。这一举措，同样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这些大臣们上书启请：“医译之流，皆出贱微，非士族也”。[7](13)对此，成宗下旨坚持自己的举措：“译学，交邻事大，其任至重，女真通事，予未知之，倭通事，若无徐仁达，则谁从而学，汉语，则金自贞、池达河、张有成、黄中外无人焉，然张有成、黄中不知文字，若将官出来，则谁能解听文字间语乎，此予所以择用劝励，欲其精于业也。”[7](14)
燕山君时期，政治、文化等活动开始走向全面的萎缩和颓靡之态，精通汉语吏文的李昌臣等人牺牲于“甲子士祸”，只有安彭寿、崔世珍等人得以幸免。根据燕山君十年五月的实录，可以看出燕山君不喜汉学，使汉学政策呈现颓靡。“王不喜文雅……故一时，事大文书，撰述无人，仅得修送，鄙陋不足观，世宗成宗，累十年振作之文教，尽堕矣。”[8](37)
中宗时期的百废待兴也体现在中宗朝时的君臣对于译学再兴倾注的努力。中宗为了培养专长于汉语吏文的崔世珍的继承者的问题，专门设立了吏文学官等职。“承文院汉语、吏文成才者无之，只有崔世珍一人，而其后更无能者。汉语则尹溪、沈达源颇有将来，然赴京时不为同行，故言语不能质证矣。”[9](13）中宗想要培养崔世珍承继者的努力在中宗三十年更是突出，中宗劝勉各文臣通读《老乞大》《朴通事》等文，还制定了一系列派遣留学生去中国的计划，可是都没有收到相应的成效。
宣祖至仁祖时期因为经历壬辰、丙子两次战乱，经济、文化都受到了影响，有很多译学古籍书刊都在战火中焚毁。但因为与中国的接触日趋密切，译学重又受到重视，李恒福、李廷龟等相臣也都精通汉语，不用翻译官也可以自由地与使臣对话。而这种情况显然与朝鲜朝前期在汉学教育上的努力密不可分，或者说就是朝鲜朝汉学政策和汉学教育的成果。
朝鲜朝中后期，将汉学和汉学教育重新中兴起来的是肃宗至正祖时期。这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译学者，撰写并刊印了许多有关译学教材及参考书籍，这段时间重刊或新编的大部分译学书籍都保存至今。肃宗根据闵鼎重的建议，在肃宗八年建立了汉语偶语厅，设置了汉、清、蒙、倭四科。并选拔了100名年少聪敏者在四学学习。任命汉人文可尚、郑先甲为教授，招募五十名年少聪敏者，教育了五年，成效甚高，但其后也颇有起伏。
二、朝鲜朝前期的汉学家及其成果
朝鲜朝时期因为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和历代君王对于汉学的重视，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汉学家，编撰了很多优质的汉学书籍。
朝鲜朝建国初期活跃的汉学家中，多数是如契长寿、唐诚、曹崇德、徐士英、张愿等中国归化人。其中，契长寿之功甚高，契长寿是司译院初期的提调，在司译院建设初期，致力于其运营调度。世宗二十三年八月上护军闵光美等六十人上言道：“判三司事契长寿乃以华语解小学，名曰直解，以传诸后。今主上益劝事大，增设讲习官别斋学官并前衙权知生徒及承文院吏文学官学生等，敦加勤勉、教养之方，至矣尽矣，而无他师范，唯以直解一部为习，长寿之功，至且大矣。而况中朝儒者见直解，皆以为解说至当，敬慕不已，则长寿之为人可知矣，圣朝鲁无褒赏，臣等写惟憾焉。”[10](21）世宗允其奏本，顾念契长寿直解小学之功，给其子孙契循赐以官爵。从上述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契长寿及其着作《直解小学》，对朝鲜朝初期汉学及吏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契长寿用汉语解释了《小学》，并将其编成汉语教科书《直解小学》。《直解小学》在朝鲜朝的汉学、吏学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甚至一直都是朝鲜朝前期汉学、吏学教育的专用教科书。世宗十六年二月，世宗在写给礼曹的汉学劝励条件建议中写道：“《直解小学》《老乞大》《朴通事》等杂语悉皆汉语根本”，[11](20）因而命礼曹把《直解小学》等书籍作为汉学及吏学的专门教科书来使用。
世宗时期，因其对明朝的事大政策和世宗对汉学的极大热忱，汉学书籍、汉学教科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世宗时期的汉学教育和汉学成果达到了整个朝鲜朝的巅峰。世宗末年，涌现出了如成三问、申叔舟、朴彭年、崔恒等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这些学者编撰了如《韵会翻译》《东国正韵》《洪武正韵译训》等关于汉语音韵学的宝贵书籍。到了后世，这些书籍不仅在朝鲜半岛使用，也被中国的一些学者用作还原近代汉语音韵的凭据和史料。
成宗四年六月，李边将古今名贤节妇的事迹搜集整理并翻译成汉语，编撰成《训世评话》，成宗十一年将其刊行成册。
燕山君时期，诸多事宜都停滞不前，呈现出百业凋敝之态，汉学也没有躲过这一时期的政局影响。燕山君时期，被称为精于汉吏学的唯一一人的李昌臣虽在“甲子士祸”中丧生，但他在生前的燕山君六年编撰了《日用汉语翻译草》。
中宗时期汉学家崔世珍的出现将朝鲜王朝汉学教育及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崔世珍的门生鱼叔权评价说：“崔同知世珍精于华文,兼通吏文,屡赴燕质习,凡中朝制度物名糜不通晓。”[11]
崔世珍发现了韩国古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汉语口语读本《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然后着手翻译《老朴》,并将“书中古语裒成辑览,称乞刊行,人便阅习”。[12]
肃宗三年，边暹、朴世华等12人，为了解决崔世珍时期编撰的《朴通事》等书籍的遗失、资料不全的问题，重新谚解翻译了《朴通事》一书。保存至今的《朴通事谚解》等书籍皆是当时重新谚解翻译的成果。肃宗十六年，慎以行、金敬俊、金指南等人，为了应对近代汉语音韵的变化，编撰了近代汉语辞书——《译语类解》2卷。此书，在每个单词下面用朝鲜语谚文标注了意思，在左侧标记了东国正韵式的字音，在右侧标记了新的字音。这一种辞书的标记方式在当时来说，属于非常先进的外语学习标记方式，现在看来也非常实用。肃宗二十二年至肃宗四十六年的25年间，教诲厅翻译谚解了汉语教科书《五伦全备记》。《五伦全备记》从朝鲜朝初开始与老乞大《朴通事》一起用于科举考试。景宗元年，刘克慎私人捐财刊出了《五伦全备谚解》。《五伦全备谚解》在每一个汉字下面标注了中原雅音和俗音，在每一段话下标注圆圈，再用朝鲜语谚文解释翻译了那段句子的句意。在《五伦全备记》凡例十二条中，详细记录了有关发音和声调的说明。这种标记方式和解释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外语教科书的雏形，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但是，这种突破是建立在朝鲜前期的长期积累之上的，包括朝鲜朝中后期的汉学成果都离不开前期汉学家的探索及其经验。
三、朝鲜朝前期的吏学政策
朝鲜朝前期历代君王对文臣教习汉语投入多、政策全，皆是因为想将其用为御前通事。太宗四年八月司宪府在上疏文中建议，作为文翰之士，应让聪明博学者教授吏文。太宗八年十二月一日议政府在启请文中写道：“吏文事大急务”，[13](43）并建议选取了吏学司中三十人作为吏文的教习，可成效甚微，所以，又新建了三品衙门，使其教习吏文习读。太宗十七年四月，在文科新及第的文人中选取18个年少善书聪敏者，授其称作权知副正字的官职，并教习吏文。
世宗为了提高吏文教育的实效，提出过几个方案，世宗五年十二月把吏科考试并入文科兼试中，让承文院承办其考试。世宗（十三年正月）下旨：“至于吏文胜录及至正条格、大元通制等书，以乡训习读，提调官将逐日所读，诰文大义，以考勤慢。”[14](9）承文院据此制定了吏学教育、考试的方式。世宗十三年五月将《吏文胜录》《至正条格》《大元通制》等书籍定为吏文教材，并规定在承文院只能使用汉语交流，还将《吏文胜录》刊印出来，广泛使用。
在整个朝鲜朝的吏学史中，《吏文胜录》《至正条格》《大元通制》这三部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吏文胜录》是朝鲜前期编撰辑录而成的吏学教材，其内容甄选于高丽朝末期以来的吏文典籍。世宗十三年下旨：“至于《吏文胜录》及《至正条格》《大元通制》等书……《吏文胜录》，非唯矜式，吏文体制，具载本国事大节目，本院官员，务要悉知。但院藏胜录，只有一件，数多官员，难以遍阅，除年例外，撰其紧要文书，令铸字所印出，各自披阅讲习。从之。”[14](9）从此旨足可以看出，当时朝鲜朝国王对《吏文胜录》的编撰和刊印是非常重视的。《经国大典》和《大典续录》也记载着，《吏文胜录》是官员必读之书目之一。
《至正条格》是元代官撰法典书目，是朝鲜朝吏学教育中使用的主要教材。《至正条格》在吏学教育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刊印此书的记录看出。世宗五年，承文院启请道：“请印至正条格十件、吏学指南十五件、御制大诰十五件，命各印五十件”。[15](1)
《大元通制》也是元代官撰法典。世宗二十三年十一月，承文院提调启请道：“择吏文生徒文理通晓者，每日来往李相处，学《至正条格》《大元通制》等书。”[16](10）由这封启请书不难看出此书在朝鲜吏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世祖时期，除了吏文以外，还对承文院的吏官们实施了汉训教育，使用了《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学》《至正条格》等教材。为了汉吏文教育，世祖六年还向明朝上疏过留学生的交流问题，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明朝的同意，就没有成行。之后，汉学经义质证只在小范围内有过一些交流。
成宗时，精于吏文汉语的金自贞、池达河等人被任命为承文院提调。中宗时，一如既往地教习文臣的吏文和汉语。但是却一直没有出现特别精通者。
中宗三十五年十一月乙卯，领议政尹殷辅依据经济六典，重建汉吏科。朝鲜朝建国初期，专门设立过汉吏科，但其后因为请了专门的文士教习汉吏之学，所以就把汉吏科取消了。而随着汉吏科的取消，汉语吏文教学的成效也日渐式微。中宗朝针对这种情况，提议重新建立汉吏科，根据明宗朝的一些上疏文可以推测出，中宗朝也确实恢复过汉吏科。明祖十一年十月，汉吏学官林芭在上疏文中写道：“汉吏学官，几二十年，徒费公禀，以养妻孥，而未效涓埃之报云云”。[17](36）明宗十七年十一月的记事中也写道：“前汉吏学官权应仁，善为词章。”[18](43)
明祖时，朝鲜朝政府非常重视汉语吏文，每年三月、九月明宗都会定期地向各汉语文臣及吏文制述官进行亲试或殿试，以期确保汉语及吏文精通者。
“壬辰倭乱”之后，汉语吏文教育虽然还在继续，可是，整个王朝对汉语吏文不再像朝鲜朝前期那么重视了。光海君十二年十一月承文院对吏文教育颁布了如下的奖励制度：“洪武年间，中书省，移咨专用语录吏，故祖宗朝，使朝士，必习吏文，今，则中朝咨文，比洪武间，迥然不同，吏文似不必专意讲习，而祖宗旧制，不可擅费也。”[19](92）从上述奖励制度可以看出朝鲜朝中后期，当局者对于吏学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四、结论
纵观整个朝鲜朝前期的汉训吏学教育，其始终离不开“事大”两个字，历届君王对汉训吏学都极其重视。即使在个别时期遭受过东西两班文臣的反对和贬低，但也从未停止对汉学家和译官的奖励和晋升。这也促使了整个朝鲜朝多如繁星的汉学家和汉训吏学着作的产生。即使时至今日，朝鲜朝前期编撰的《直解小学》《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译语类解》等汉训吏学教材，对于当今的现代对外汉语教学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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