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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推行英国模式失败的原因分析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6-04 08:22人气:
 摘    要: 18世纪下半期, 对英国的赞赏和推崇风行法国。1789年, 有关英国模式的讨论进入制度设计层面, 由此形成法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英国时刻”:它此前从未发生, 此后亦不会再现。其失败具有复杂的前因, 并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实际上早在大革命前夕, 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下, 思想层面对英国模式的拒绝已经发生。1789年法国不同社会群体仿效英国的尝试及其最终结果则显示出, 法国先后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都拒绝模仿英国。系统考察英国模式的困境并且分析其历史影响,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 何以对英国体制的推崇被拒斥后并没有从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中彻底消失, 却又从未取得真正的成功。
 
  关键词: 法国崇英思潮; 英国模式; 美国; 贵族; 议会制;
 
  Abstract: In the latter half of 18th century, the admir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Britain was prevalent in France.In 1789, the discussion of British Model became the part of French system design, and thus forming the transitory“British Hour”in French history.However, British Model did not occur, and will never occur in French history.Its failure had complex reasons, and also led to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Actually,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rench ideology circle had already rejected British Model because of multiple factors.In 1789,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ttempted to model Britain, and consequently, both the political level and the cultural level refused to model Britain.The systemic investigation of the dilemma of British Model in France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s will be conductive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British Model in French history.
 
  Keyword: admiration of Britain in France; British Model; America; aristocracy;
 
  18世纪下半期, 对英国的赞赏甚或崇拜风行法国。崇英倾向既广泛体现在文学、风俗、艺术层面, 亦进入政治、法律思想领域。英国的法律体系和议会制度等, 成为绝对君主制下法国知识界关注和热议的对象。不过, 在制度设计层面真正考虑到英国模式, 是在法国大革命开启之后。1789年夏秋时节, 英国模式在法国国民议会里得到了激烈争论。对正处于大转折之际的法国而言, 英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然而, 国民议会里少数“英国迷” (anglomanes) 对英国模式的鼓吹并未获得普遍的赞同。9月中旬以后, 这些人或陆续退出议会, 或不再占据要职, 反对仿效英国的代表开始决定性地主导国民议会的工作。有关英国模式的大讨论及其最终结果, 由此也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为“法国仿效英国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1
 
  19世纪以来的许多史学家都曾简略地谈及英国模式在法国的失败。问题在于, 这一失败究竟因何所致?以米什莱为代表的一部分法国史学家出于自身强烈的反英倾向, 十分厌恶英国, 在他们看来, 英国模式在法国的失败是必然的, 无须予以说明。2史学界比较常见的解释, 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两类:第一类, “英国迷”们把法国的敌对国当作改革模范这一做法有失明智。持此看法的包括英国史学家诺曼·汉普森等人。3这种分析的缺陷在于只强调英法两国外部的政治关系, 忽略了对法国仿效英国模式可能性这一实质问题的考察。第二类, 如法国史学家米涅、梯也尔则认为, 革命时代的法国想要建立英国式的政体, 既不合时宜又非常困难。4然而, 如果结合史料和具体的历史情境, 可以发现, 不合时宜等说法仍然不足以解释英国模式在法国的际遇。英国模式在1789年的法国之所以遭遇挫败, 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如果从旧制度后期至大革命初期这一历史时段中探寻, 其中一些因素早在旧制度时代已经清晰可见。崇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它具有复杂的动机和内涵, 并且与法国独特的政治、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崇英和仇英发生于同一历史进程, 但到大革命初期, 甚至在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以前, 仇英倾向已初步占据上风。系统考察英国模式在法国的困境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 崇英思想为何从未在法国彻底消失, 但又从未在法国取得真正的成功。
 
  一、英国模式吸引力的衰退
 
  在启蒙时代的法国, 崇英是自由思想的一种标志。众所周知, 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都是毫不掩饰的崇英人士。5值得注意的是, 崇英思潮并非全然推崇, 它同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而法国的政治模式和集体心态, 也对崇英倾向的意义构成持续的冲击。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下, 到旧制度末期, 英国模式对法国的吸引力已经大为削减。
 
  首先, 崇英不单单出现于思想界, 它与旧制度的政治现实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从法国国内政治层面看, 旧制度末期, 事实上崇英倾向在特权等级中间更为流行。61748年《论法的精神》的问世, 促进了英国崇拜在法国的发展。书中, 孟德斯鸠论述了贵族作为“居中、从属和依附”的中间权力在君主政体中的不可或缺, 同时他以英国为例, 肯定了“立法机构中的贵族集团”在英国政治体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7问题在于, 当孟德斯鸠的理论被法国特定的群体借用, 英国模式的榜样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 由此导致, 当1789年夏国民议会里的“英国迷”们提出设立包括上议院在内的两个议院时, 许多议会代表首先联想到的不是海峡对岸拥有诸多优点的议会制度, 而是法国本国并不遥远的、令人厌恶的过去。
 
在孟德斯鸠那里, 法国存在一种与英国的权力均衡相似的“平衡”, 其可以说由法国的中间权力实现了。8从法律层面看, 按照君主制官方学说, 除了构建王权的那些法律, 法国不存在其他的基本法 (lois fondamentales) 。但实际上, 旧制度时代仍然有两个机构行使着对王权进行外部限制的职责, 一个是三级会议, 另一个是高等法院。1614年三级会议停止召开以后, 高等法院独自承担起君主制调解机关的角色。9凭借对新法律和国王法令的审查、注册等传统权力, 没有立法权的高等法院却在法国的立法实践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1750至1789年间, 高等法院成员频繁援引孟德斯鸠的中间团体理论, 抵制王国政府大臣们推行的多项改革方案。10高等法院的理论家们借助英国式的均衡论述为法国等级区分的必要性辩护, 将等级划分描绘为传统自由的保障。这里的“自由”涉及的不是抽象的状态, 而是实实在在的等级团体, 它意味着保护那些拥有特定身份的人免遭权力滥用的侵犯。11不过, 尽管存在维护自身等级特权的动机, 旧制度末期高等法院反对王国政府的税收、财政政策等一系列抗衡绝对王权的举动, 仍然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
 
  转折发生在大革命爆发前夕。1787年, 巴黎高等法院拒绝注册财政大臣布里埃纳的新税法, 并坚持要求新税法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批准。最终, 当1788年8月路易十六答应来年召开三级会议后, 巴黎高等法院于9月宣布, 应该遵循1614年的旧有形式和程序———亦即三个等级单独议事、按等级投票———召开三级会议。这个决定迅速导致了反绝对主义阵营的分裂, 之前被誉为“人民之父”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 转而被舆论谴责为“贵族私利的奴仆”。高等法院的决定显示出, 其真正目的只是希望回到“神授的等级制度, 其中高等法院是必不可少的中间团体”;12而反绝对主义阵营的分裂表明, 事实上高等法院的要求从这时起已经失败, 因为1614年三级会议的那种旧有的、传统的体制框架不再被接受, 爱国派开始谴责贵族特权。1788年反绝对主义阵营的分裂影响深远, 由此产生的一个独特现象是, 大革命期间为数不多推崇英国体制的人, 除了革命者中被称为“英国迷”的温和改革派, 几乎全部来自反革命一方。大革命爆发后, 一些保守贵族利用英国权力均衡模式, 继续为维持法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摇旗呐喊, 从而引发了许多革命者的厌恶。随着革命局势不断趋于紧张, 流亡在外的反革命贵族得到英国支持, 法国人对英国的憎恶情绪因此进一步强化。事实上, 1789年9月“英国迷”的政治方案被制宪议会否决后, 他们也很快进入反革命阵营, 并且他们从未与那些顽固的反革命者混淆在一起。1790年2月, 亲英的启蒙哲人莫雷莱神甫写道, 所有提倡法国学习英国宪制主要内容的人, 正在开始被公开指责为贵族。13这里, 莫雷莱所说的“贵族” (aristocrate) 一词, 不仅与表示贵族等级的“noblesse”大不相同, 其自身的词义也已发生显着变化。在大革命前夕, 伴随着反绝对主义阵营的分裂, 这个词特指的是高等法院的拥护者, 与爱国派相敌对;大革命期间它具有更强烈的政治含义, 指的是所有抵制和反对大革命的人。
 
  其次, 英国政治中的腐败, 18世纪中叶以来受到法国许多启蒙人物的批评。在所有启蒙哲人中, 孟德斯鸠可谓构建起英法两国之间最为鲜明的对比。14对两国的比较研究, 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有关英国的印象并非完全积极正面, 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英国的腐败。1729至1730年间, 孟德斯鸠在伦敦生活, 很快被罗伯特·沃波尔领导的辉格党圈子接纳, 对英国政治有了近距离的感受。英国的报刊, 尤其是托利党首领博林布鲁克的期刊, 不断报道和揭露腐败, 首相沃波尔和其他精英人物都牵涉其中。通过阅读这些报刊, 孟德斯鸠的英国观也受到直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孟德斯鸠后来在《论法的精神》 (1748年) 中似乎无意呈现英国政治中的这一事实。他夸赞英国的宪法, 却丝毫未提及英国的腐败。 (4) 对此, 有观点解释道, 孟德斯鸠的批评针对的只是英国的政治阶层而非整个国家, 况且这一谴责并不严苛。15当然, 孟德斯鸠是否受到英国反对党报刊的影响, 从而过分夸大了对英国腐败程度的认知, 在学术界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 《论法的精神》这种描绘英国的方式, 背后还存在更深层的原因。法国学者圣维克多指出, 孟德斯鸠在关于英国宪法的着名章节 (第11章第6节) 里措辞非常谨慎, 多次使用法语中条件式的语法形式, 致使后世的许多评论家常常感到这一章节的语气非常奇怪和突兀, 其实英国制度在孟德斯鸠那里是被当作一个“理想类型”来对待和分析的。在孟德斯鸠看来, 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制度模式, 他在《论法的精神》开篇 (第1章第3节) 就提醒读者, “政治法和公民法”是每个国家特有的, “这些法律应该量身定做, 仅仅适用于特定的国家;倘若一个国家的法律适用于另一个国家, 那是罕见的巧合”。16
 
  孟德斯鸠塑造的“理想类型”, 产生的影响是多重的。如果说, 这个理想类型为欧洲大陆绝对君主制下的各国人民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范例, 那么对于英国的许多读者而言, 这个范例恰恰与英国本土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政治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17而在那些反对学习英国的法国人看来, 既然现实中的英国体制并非如此美好, 那么就没有必要把英国当作一个优于法国的榜样。更根本的是, 就现实中的英国和法国而言, 孟德斯鸠其实是予以同等看待的, 他很清楚两国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新近研究指出, 启蒙时代法国思想界对英国诸多优点的认可和赞誉, 实际上并没有普遍赋予英国政体绝对的优越地位, 也不意味着它必须成为法国学习的典范。除了孟德斯鸠, 诸如伏尔泰以及重农学派等对英国的赞赏都更加有限, 对英国式混合政体包含的均衡机制也较为冷淡。 (2)
 
  “七年战争” (1757—1763年) 以后, 法国思想界对英国的批评持续增多。爱尔维修、兰盖、博马舍等启蒙人物, 纷纷揭露英国制度的种种弊端, 尤其是自沃波尔政府以来广为法国人所知的腐败。18爱尔维修曾经于1764年赴英国旅行, 之后他的热情仰慕不复存在, 转而惋惜太多法国人被孟德斯鸠的赞扬迷惑, 并且揭露英国的自由充满混乱、缺乏稳定;19在孔多塞那里, “英国体制”几乎成为“腐败”的同义词。20
 
  总之, 从18世纪中叶到法国大革命前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思想界的崇英主张本身存在特有的语境和严格的限界, 颂扬英国不等于、也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希望复制或照搬英国。与此同时, 这一时期法国的反英、仇英倾向也在逐渐加强。那些反对学习英国的法国人认为, 虽然英国的制度在许多方面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制, 但是它过于久远, “在启蒙时代已经不够好”。21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构成一个新的转折。在一些法国人看来, 自由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 穿越大西洋而迁移到了美国;而英国, 只剩下腐败和专制主义的威胁。22这种看法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得以延续。对英国体制例如英国议会制对政治自由的损害的批评, 以及对英国人民失去自由的同情, 成为法国革命者谈论的常见话题之一。
 
  二、美国新榜样对崇英论的冲击
 
  对于旧制度末期渴望改革的法国人而言, 独立战争后的美国象征着新秩序和一个新世界。那里的人们摆脱了专制、贫穷、不公和腐败, 平等、和平地生活在一起。23值得注意的是, 前革命时代的法国人之所以把目光转向美国,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为了对抗和抨击不同的崇英者对英国模式的援引和鼓吹。
 
  早期“亲美派” (américanistes) 的核心人物是杜尔哥。1774年出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后, 杜尔哥制定了重大的改革计划, 包括使税收负担均等、削弱贵族特权等。这是旧制度末期王国政府最后的改革尝试之一。由于受到巴黎高等法院的抵制, 不仅其改革方案未能成功, 杜尔哥自己也很快被免职 (1776年) 。从个人的亲身经历中, 杜尔哥坚信, 拥有特殊权利或利益的特定团体、等级或阶级是非常糟糕的, 好政府和好的政策必须从整体上代表国民, 不作区别对待。24作为知名改革家和启蒙哲人, 杜尔哥的观点对他周围的人和受过教育的法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期的亲美派态度鲜明地反对仿效英国, 他们担心英国式的政体会把特殊的政治权力授予那些曾经阻碍法国一切变革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团体。对法国的改革者而言, 如何最有效地阻止世袭贵族的发展, 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相比之下, 美国取代英国, 为法国提供了全新的参照, 因为没有世袭贵族的美国正在构建崭新的政治秩序。25如同杜尔哥所称赞的, 新生的美国是“这个世界的希望”, 并且应该“成为世界的榜样”。261781年杜尔哥去世后, 亲美派作为志趣相投的团体继续存在, 并且不断有新成员加入, 拉法耶特、迪波尔、西耶斯、塔尔热、塔列朗等人共同构成了1789年亲美派的核心。27可以说, 美国独立战争以后, 最为先进的法国人基本上都属于仇英人士。 (4) 在1788至1789年间爱国派与贵族的二元对立中, 爱国派常常自喻为改革者和美国起义者, 强烈批评贵族对特权和传统结构的固守。28
 
  对抗崇英者的宣传是亲美派援引美国的原因之一。这个动机部分地决定了亲美派不仅从一开始就并不主张要完全模仿美国, 甚至严厉批评美国的某些制度设置。
 
  亲美派以美国道路对抗英国模式, 但他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 美国也采纳了两院制。为此孔多塞曾经感叹道, 1787年美国宪法把“贵族精神”引入了美国。29亲美派对美国的热情, 并非如史学界较为常见的一种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不断的激进化才开始逐渐减弱。有研究指出, 早在费城制宪会议召开以及美国宪法颁布之前, 诸如美国对普通法“哥特”体系以及对两院制这种陈旧机制的继承, 致使杜尔哥、孔多塞等人认为北美的创造过于温和, 失望迅速增多。30某种意义上说, 亲美派的反美论, 正是来自他们的仇英立场。例如杜尔哥, 他在写给英国人理查德·普莱斯的信 (1778年3月) 中宣称, 新制定的美国各州宪法令他很失望, 因为其中承袭了太多英国的思想。杜尔哥颇不赞同美国政体中的分权和平衡机制, 他尤其批评美国一些州宪法通过参议院的形式把中间团体纳入制度安排。此外, 杜尔哥还批评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受到英国太多的影响。 (8)
 
  18世纪80年代的亲美派沿袭了杜尔哥有关单一立法机构的主张, 并且从1787年冬他们得到的一本美国小册子《对政体的观察》中寻找理论支撑。1789年初, 三级会议选举启动前夕, 该小册子的法语译本问世, 标题被改为“与美国诸宪法相比较的英国政体之研究”。法译本的正文仅66页, 文后所附28条注释和更正多达221页。31为了利用这本小册子抨击英国和贵族社会, 撰写注释的孔多塞、杜邦·德内穆尔和戈万·加洛尔部分地“纠正”了原作者约翰·斯蒂芬的原意。原作者虽然谴责英国政府, 反对等级社会, 但并不拒斥美国的两院制。坚持为一院制辩护的法国编译者则着重指出, 模仿英国议会, 意味着把立法权划分到两个社会集团手中;若要将消灭了特权的“国民”概念付诸实施, 单一议院已经足够, 法国无需多此一举去模仿英国的糟糕宪法。 (1) 法译本表达且呼应了第三等级对特权和不平等的憎恶, 在1789年法国有关革新君主制的争论中成为亲美派的有力武器。同时期爱国派中的崇英者穆尼埃曾专门撰文予以回击。1789年8月中旬出版的《论政体, 尤其是适用于法国的政体》被视为“英国迷”的立场宣言。在这本小册子里, 穆尼埃引述美国的实际情况来反驳亲美派对事实的歪曲, 强调指出“美国的大多数州都组建了两院的立法机构”。32但他的反击收效甚微。
 
  大革命前夕, 尤其通过亲美派的强劲宣传, 在英国模式与法国旧制度下王国政府屡遭失败的改革以及陈腐的制度导致的种种流弊之间, 某种令人产生负面联想的因果关系被建立起来。由此导致, 不仅英国模式所呈现的优点和吸引力受到进一步打击, 英国的政治体制也成为绝大多数爱国派始终力图避免的一个参照。这一点具有根本的转折意义。要知道, 正如美国史学家帕尔默所指出的, 在美国革命以前, 法国的自由派人士基本上都是崇英者;33穆尼埃有关法国人易变的批评, 可谓从对立面提供了相同的证明:“法国的舆论……不久前还在竭力推崇英国宪法。如今受到一位通篇充斥着自相矛盾的美国作者的影响, 转而贬低它。”34这一重大转折表明, 思想层面对英国模式的拒绝已经发生或者完成, 并且为事实层面1789年9月制宪议会的最终决议埋下伏笔。
 
  不过, 当1789年的法国迎来重新定义君主制性质的时刻, 法国不同的群体仍然进行了两次仿效英国的尝试:首先来自三级会议的贵族等级代表, 其次来自革命阵营中被蔑称为“英国迷”的温和派。两次尝试的出发点和实质各不相同, 而最终未成功的结果显示出, 法国先后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都拒绝模仿英国。
 
  三、贵族的英国化尝试及其实质
 
  1788年反绝对主义阵营分裂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 此前以国民代表自居的高等法院声望大为削弱, 在随后的三级会议选举运动中, 高等法院系统的候选人大多数都落选了。贵族等级中当选的主要是拥有悠久家族历史、居住在巴黎或外省大城市的“佩剑贵族”。 (5) 当传统贵族中的上层显贵取代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集体发声时, 英国再次成为法国试图接近的榜样。
 
  1789年贵族等级起草的陈情书中, 超过88%的陈情书都曾提出废除金钱方面的特权。35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以后, 5月22—23日, 贵族等级代表向第三等级代表再次传达了这一提议。贵族会议最终以169票赞同、19票反对和39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决定向其他两个等级宣布放弃自身的金钱特权。因此, 早在“8月4日之夜”以前, 第二等级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些特权。36
 
  这是一个重要且看上去颇令人费解的变化。众所周知, 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作为第二等级, 如果说贵族拥有的那些荣誉性的特权令他们与众不同, 那么, 诸如免税特权等实用性的特权, 带来的更多是切切实实的好处。旧制度下法国贵族自视为保护传统自由的天然堡垒, 而这种“自由”指的就是等级、市镇、大学、团体、社区等享受的各种各样的特权和豁免权。3718世纪法国贵族等级内部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富有的大贵族在巴黎和凡尔赛过着奢华的生活。居住在地方上的小贵族, 由于地理距离的限制、自身眼界的狭隘、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出于丧失贵族身份的担心, 既得不到国王的恩典, 亦与动产投机等商业活动无缘。凭借地产收入, 他们只是大体上可以维持贵族式的生活。一些收入微薄的小贵族甚至很难宽裕地支撑整个家庭。因此, 这些人数在贵族等级中所占比例过半、经济条件一般的小贵族, 非常重视和维护他们享有的免税特权。38由此看来, 1789年贵族等级的决定便显得颇为突兀和矛盾。那么, 这一决定究竟因何而来?
 
  变化的发生, 来自英国的启发。1789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因为无法像英国贵族那样适应社会的变革而频繁受到批评;具体说来, 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贵族始终未能像英国同侪那样, 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英国贵族的声誉、权势和地位是旧制度末期法国贵族钦羡的对象, 但欲成为英式的贵族, 起码意味着彻底放弃税收的豁免权。 (2) “光荣革命”后, 英国的土地精英成功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中站稳脚跟。英国贵族能够通过议会进行决策或者参与决策, 从而在帝国主义、海军建设、对法战争等诸多方面制定一系列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但与此同时, 他们也承担起较为沉重的国家税赋, 如17世纪90年代英国议会出台土地税, 要求土地所有者向国家额外缴纳土地收入的五分之一。39因此, 英国贵族阶层相当于对自身课以重税。
 
  大革命之初, 法国贵族通过放弃金钱特权, 似乎试图向英国贵族靠拢。不过, “英国化”尝试的背后, 还隐含着其他更深刻的动机。事实上, 这个决定还与法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贵族等级早在陈情书中就普遍提出要废除金钱特权, 除受英国的启发之外, 另一个原因便是试图挽回巴黎高等法院1789年9月决议给整个贵族等级的声誉带来的不良影响。通过这一退让, 贵族阶级希望消减社会批评, 维护自身的道德优越感。从这个角度说, 该主张存在策略上的考虑。 (4) 而且, 它不完全代表贵族等级全体成员的本意。首先, 1789年5月22日贵族等级会议的讨论过程中, 有少数反对意见提出, 对金钱特权的放弃不应该是全面的及不明确的, 应该予以详细界定和说明。40其次, 从史学家塔克特的统计可以看出, 1789年贵族等级选出322位三级会议代表, 收入较低的外省小贵族基本上都没有入选。半数以上的贵族代表, 本人或者其家族在巴黎均拥有住所, 他们常年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度过, 只是选举运动期间才返回原籍寻求选票。这些贵族代表普遍比较富有, 其中甚至不乏巨富者。一般来说, 外省贵族代表虽然比不上巴黎贵族, 但最低年收入也有约10000锂以上, 41这在整个贵族等级中属于中等偏高的收入水平。从这个角度看, 相对于第二等级悬殊、复杂的经济状况, 入选的贵族等级成员的收入水平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更重要的是, 对1789年的法国贵族而言, 所谓的英国榜样始终未成为起决定作用的核心因素。从主观上说, 贵族等级放弃金钱特权的真正意图断然不是成为英国式的贵族, 也不是为了建立起英国税收政策背后的议会制度;从客观上说, 即使贵族想要在法国尝试一场英国式的自我塑造或转型, 亦面临难以逾越的困难。
 
  首先, 1789年法国贵族选择性地放弃一部分特权之举动, 与贵族的政治理念并不抵触。他们了解第三等级对特权的厌恶, 是启蒙话语的重要标举者。贵族代表卡扎莱斯说:“当我们无法再扞卫那些已经被证明不公正的权利, 就应该发扬风格予以放弃。” (7) 但这一放弃背后的动机, 仍然在于维护等级基础上的贵族自由。由此可以理解, 为何5月22—23日贵族等级的决议未能获得多少关注和回应。从当时的形势来看, 第三等级不仅拥有强大的舆论优势, 其关注的重点也已经转向争取自身的权利。职此之故, 当1789年6月三级会议向国民议会的转变显示出贵族自由势必将让位于新的全体国民自由时, 大多数贵族代表对这一转变都感到难以接受, 并且将少数自由派贵族视为牺牲和出卖等级利益的叛徒。
 
  英国制度建立在社会与政治之间严格、精妙的互动之上。在中央层面, 英国的议会与王国政府共同管理国家;在地方层面, 传达国家决策的是广义上的贵族。这是一种双重的政治机制, 从上到下的传达过程掌握在社会精英的手中。 (1) 相比之下, 法国贵族等级作为一个整体, 始终拒绝调适它与绝对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42前革命时代, 高等法院通常被视为全体特权者的代言人, (3) 而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中, 高等法院常常是以王权反对者的身份出现的, 尽管有学者指出, 高等法院并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43正如反高等法院的穆尼埃所言, 旧制度法国“呈现出的奇特景象是, 存在着两个此消彼长的权威”, “一个是国王的权威, 另一个是高等法院的权威”。44高等法院反王权的理论学说更多是从法国古老的历史中寻找论据支撑, 相对而言, 英国仅仅是其援引的理由之一。法国大革命不仅彻底无视高等法院的历史主张和诉求, 且于1790年正式废除了高等法院。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来自反革命阵营的崇英主张依然存在, 但产生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 更多是思想史层面的意义。
 
  其次, 英法之间的社会差异表明, 若要跨越这一差异去模仿英国, 是非常困难的。英国的贵族掌握着全国80%的土地, 而1789年法国贵族等级仅拥有全国20%—30%的土地, 他们的“封建性”是欧洲国家中最低的。因此, 有观点认为, 早在大革命以前, 法国的社会状况就创建了有利于平均主义逻辑扩散开来的条件。尽管贵族享有税收特权, 旧制度下的法国已经是一个具有共和精神的国度;相较而言, 英国实际上是一个贵族政治的国家, 尽管存在表面上的税收平等。45到了19世纪, 这种贵族政治的英国遭到法国共和主义者和极端君主派不约而同的反感。而随着大革命的降临, 法国贵族旧时所生活的那个建立在特权和出身上的世界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身份平等上的新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 1789年的确标志了法国“贵族的衰落”。46
 
  四、对英国方案的最终拒斥
 
  如果说, 旧制度最后几十年间, 英国模式被法国的保守贵族当作自我维护的理由或借口, 那么, 1789年夏秋季节国民制宪议会首届宪法委员会里的“英国迷”则是真正从制度上欣赏英国优点的一群人。与保守贵族的立场不同, “英国迷”拥护新社会, 属于革命阵营。1789年的贵族等级代表中, 少数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自由派大贵族, 与少数崇英的第三等级代表相接近, 共同构成1789年7—9月份制宪议会里“英国迷”的核心。47
 
  然而对法国制宪议会而言, 榜样绝不可能是英国的制度。48上文提到, 在法国, 崇英和反英属于同一个历史进程。而这个进程的核心在于, 探寻法国自身的发展模式。由于崇英倾向到大革命爆发之际已经广受爱国派的诟病, 在这种背景下, 当“英国迷”出于对制度创建的审慎思考, 提出他们的政体方案并且提交议会进行讨论时, 得到的支持可谓少之又少。从这个意义上说, “英国迷”同时也是18世纪中期以来法国崇英思潮最后的扞卫者。
 
  1789年8—9月制宪议会有关立法权的大讨论中, “英国迷”提出在国王和下议院之间设立一个上议院, 通过将立法权一分为三, 以保持和谐与平衡。8月31日, 拉利–托朗达尔代表宪法委员会向议会做关于构建立法权的长篇报告, 其中引述英国的历史说道:“上议院被取消的严酷时期, 见证了政客们推翻君主制。自从王权和两个议院重建, 尤其自从1688年革命后规定了它们各自的权限, 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拥有更全面的国内和平。在英国, 财产更神圣、个人自由更全面、人的权利和政治平等更受尊重, 胜过其他任何地方。”49
 
  对其他革命者而言, 一个有权制定法律的上议院, 首先令他们联想到旧制度时代高等法院影响立法的种种记忆, 况且, 高等法院在大革命早期仍然保留着注册法令的权力。“英国迷”并非没有意识到设立上议院可能受到的质疑, 他们在议会发言和个人着作中多次强调, 上议院与贵族制毫无关联, 与等级毫无关系, 议员将由选举产生, 不会专门由贵族和教士组成, 等等。但这种强调收效甚微。1789年9月4日, 拥护一院制的拉博–圣艾蒂安在议会发言, 尤其批评了两院制的英国特色:“两个议院的平衡观发源于英国, 而英国人产生这个想法并不是为了避免下议院威胁到国王;英国人根本不这么想。英国设立的两院, 体现的是贵族利益与平民利益的一种妥协。”拉博–圣艾蒂安认为这种英国式的妥协在大革命的法国毫无实现可能, 因为法国“国民是统一的, 国民的代表制也应该统一”。50尽管“英国迷”的核心成员穆尼埃特意申明, 两院代表的不是对立的利益, 而是不同的利益, (3) 大多数革命者仍然倾向于认为, 两个议院势必代表相反的社会利益, 而这正是他们所反对的。从这个角度, 可以理解法国修正派史学家傅勒在与法学家米歇尔·特罗佩的学术争论中表述的一个观点:1789年法国制宪议会对两院制的拒斥, 更多是一种敌视贵族的革命情绪的产物, 而非法学争论的结果。51相应地, 我们可以说, 对两院制的否定, 亦是制宪议会内部反英情绪的产物。
 
  1789年9月10日, 制宪议会就一院还是两院问题进行投票表决, 首届宪法委员会的提案遭到压倒性的反对:849票赞同一院制, 89票赞同两院制, 122票弃权, 最终确立了单一议院的原则。大革命的法国, 不愿仿效某个范例或复制别的国家。正如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广为流传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反英的西耶斯所呼吁的:“让我们立即树立雄心壮志, 把我们自己变成各国的榜样吧!”52绝大多数革命者自豪地相信, 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们可以做得更好。53
 
  除了革命者的反对, “英国迷”的方案在右派贵族那里也未得到多少支持。不仅122张弃权票基本上都来自右派, 还有一部分右派投票支持单一议院, 而后一点颇不寻常。这个投票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赞同一院制。实际上他们拒斥单一议院, 认为它将赋予议院太多的权势, 但是他们又担心仿照英国设立一个上议院将带给新制度真正的稳定。他们之所以最终投票给单一议院, 仅仅是因为不愿意把票投给两院制。 (7) 这再次提供了一个证据, 显示出大多数贵族代表并不真正渴望成为英国体制下的贵族。
 
  结语
 
  1789年9月, 由于受到左派和右派的共同反对, 英国模式在法国制宪议会被否决。法国历史上这一短暂的“英国时刻”, 此前从未产生, 此后亦不会再现。它的结束, 既标志着18世纪, 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来法国崇英思潮的某种终结, 同时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对英国体制的推崇被拒斥后, 并没有从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中全然消失, 但是在法国政体发生变化的那些时刻, 英国模式不再构成政治争论的核心主题。
 
  1789年夏秋季节制宪议会有关英国模式的争论和最终的投票结果富含深意。由此形成一个传统, 它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既有的研究指出, 1815年以后, 法国的崇英者主要来自政坛的中间派别, 例如复辟王朝时期的空论派;而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反对学习英国, 甚或十分仇视英国。54尽管英国并非唯一引起法国政治评论家们兴趣的国家, 因为普鲁士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亦成为法国人严肃研究的对象, 但是在1815至1870年间, 占据着主要地位的依然是英国。55崇英倾向不仅仅源自英国的诸多优点, 亦是出于中间派别对本国政治体制的不满。相比大革命和帝国以来法国的波折动荡, 英国凭借其富强和稳定, 尤其是英国的政治体制, 仍然构成一部分法国人欣赏的榜样。但是, 19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始终对英国模式没有多少好感, 他们十分厌恶贵族政治下的英国。另外, 例如路易·菲利普外交上的妥协政策及其与英国签订的“诚意协商” (Entente cordiale) , 促使法国一些自由主义者也逐渐转向共和主义。而在绝对君主制的扞卫者看来, 英国对王权的限制同样令他们不以为然。直到19世纪70年代, 当共和制最终在法国比较稳定地确立以后, “法国政治话语中对英国的谈论急剧减少”。56由此显示出, 崇英思潮伴随了19世纪法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只要这个进程尚未结束———尽管在国际关系层面法英两国敌对的历史依然继续———对英国的参考和援引就不会消失。
 
  不过, 若要对崇英的动机和本质进行评价, 我们仍需审慎。诚如法国历史学家傅勒所说,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 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与法国1789年遗产之间的距离一直未能填补。即使两百年后的今天, 这两个版本也始终未能汇合。57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如果继续往前追溯, 实际上启蒙时代就已经为19世纪法国崇英倾向的际遇定下基调。有研究指出, 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们不约而同的一个观点并非法国应该学习英国, 而在于英法两国的发展和定位代表了现代欧洲内部的两极。 (5)
 
  无论是1789年革命阵营中的“英国迷”还是亲美派, 当他们援引英国或者美国时, 其根本出发点终归在于对本国制度建设和未来发展的关切, 也因此, 这种倾向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盲目崇拜或机械复制。例如“英国迷”从他们所生活的启蒙时代, “尤其学会了反教条主义”, 但“他们的反教条主义从未导致反理性主义”。 (6) 他们的发言内容及制度方案更多是结合了对法国历史及政治、社会现实的分析。当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的多项重大原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和世界范围内一个新榜样的出现时, “英国迷”不是旁观者, 更不是反对者, 而是积极的参与者。58在走一条法国特有的发展道路这一基本立场上, “英国迷”与其他革命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他们多次谈到法国与英美之间的重大差异, 乃至得出超越他国的结论。穆尼埃在1789年9月4日的长篇发言临近结尾时向议会代表明确表示:“我们有能力拥有一部胜过英国的宪法。”59
 
  以两院制在法国的确立过程为例, 根据法国学者菲奥伦蒂诺的细致研究, 对英美模式的参考在法国参议院的概念化进程中仅仅扮演次要角色。他国模式最终起到的只是对照或反衬, 而非范例的作用。60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 如果说1789年9月制宪议会拒绝像英国或美国那样设立一个上议院, 1795年宪法则“体现出那些从恐怖统治时期幸存下来的法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拒绝了1789年以来被他们奉为不可触动的、甚至神圣的许多原则, 例如单一议院”。 (1) 共和三年宪法中的元老院, 就是参议院的原型, 但两院的区分仅以议员的年龄为标准, 所以它尚未构成严格意义上的两院制。当波旁王朝卷土重来, 1814年宪章作为法国第一部真正两院制性质的宪法文本, 为法国配备了一个贵族院时, 英国方案似乎终于获得某种回应。不过, 虽然复辟王朝时期思想和舆论领域对英国的谈论再次增多, 但是在政治层面, “法国的贵族院从未被视为对英国上议院的复制”, 其贵族院的设立源自对本国历史的思考而非与英国制度的比较。 (2) 至于共和政体下的参议院, 迟至第三共和国成立后, 随着1875年宪法的颁布, 才最终在法国确立。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大多数共和主义者拥护的是单一议院, 反对划分立法机构。所以, 参议院实际上产生于共和主义者与君主主义者之间的妥协。由此产生的结果是, 一方面, 君主主义者要求设立的参议院得到新宪法的认可, 另一方面, “通过寻找王权, 法国人最终找到了共和国”。 (3) 两院制在法国的曲折历程显示出, 其确立首先与法国自身的发展演进息息相关, 所依据的也始终是本国的经验, 即使这种经验并非一帆风顺。总之, 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法国人而言, 如果必须找到所面临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 “那只能是一个法国的办法”。 (4)
 
  注释:
 
  1 Kent Wrigh, t“Review of Jacques de Saint Victor’s La première contre-révolution (1789-1791) ”, 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30, issue 01 (Feb 2012) , pp.319-321.
  2 J.Michele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t.1, Paris:Ernest Flammarion, 1883, pp.373-374.
  3 Norman Hampson, Prelude to terror: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and the failure of consensus, 1789-1791, New York:B.Blackwell, 1988.
  4 米涅:《法国革命史》, 北京编译社译, 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第56页;Adolphe Thiers,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t.1, Paris:Furne et Cie, 1861, p.325。
  5 R.R.Palmer, “Review of Frances Acomb, Anglophobia in France 1763-1789.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7, no.4 (Oct., 1950) , pp.624-626.
  6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p.279-280.
  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2卷) , 上卷, 许明龙译, 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第26、190页。
  8 Roger Barny, “Montesquieu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no.279 (1990) , pp.49-73.
  9 Marcel Morabito, Histoire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France (1789-1958) , Paris:Montchrestien, 2008, pp.15-16.
  10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154.
  11 Roger Barny, “Montesquieu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no.279 (1990) , pp.49-73;Mona Ozou, f“Liberté”, Fran9ois Furet et Mona Ozouf (dir.) ,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Paris:Flammarion, 1988, pp.763-774.
  12 Jean-Clément Martin, Contre-Révolution, Révolution et Nation en France, 1789-1799, Paris:Seuil, 1998, p.22.
  13 D.Medlin et al. (ed.) , Lettres d’AndréMorellet, 2 vols, Oxford, 1994, Vol.II, p.151.转引自Norman Hampson, The perfidy of Albion:French perceptions of Englan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8, p.64。
  14 Philippe Raynaud, La politesse des lumières:Les lois, les murs, les manières, Paris:Gallimard, 2013, p.28.
  15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160;Ursula Haskins Gonthier, Montesquieu and England:Enlightened exchanges, 1689-1755, London:Pickering&Chatto, 2010, pp.60-61, 134.
  16 见Ursula Haskins Gonthier, Montesquieu and England:Enlightened exchanges, 1689-1755, p.134。
  17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p.162-16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卷) , 第15页。
  18 Ursula Haskins Gonthier, Montesquieu and England:Enlightened exchanges, 1689-1755, p.133.
  19 见Philippe Raynaud, La politesse des lumières:Les lois, les murs, les manières, p.28。
  20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271.
  21 Claude Nordmann, “Anglomanie et anglophobi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Année 1984 (261-262) , pp.787-803.
  22 Norman Hampson, The perfidy of Albion:French perceptions of Englan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39.
  23 Joyce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Radical French Reformers of 1789”,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28, no.2 (Apr., 1971) , pp.267-286.
  24 Catherine Larrère, “douard Tillet, La Constitution anglaise, un modèle politique et institutionnel dans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Aix-enProve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Aix-Marseille, 2001”, Revue Montesquieu, no.5 (2001) , pp.203-210.
  25 Joyce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Radical French Reformers of 1789”,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C.Bradley Thompson, “The American Founding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Ralph C.Hancock, L.Gary Lambert (ed.) ,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Rowman&Littlefield, 1996, pp.109-150.
  26 R.R.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01-202, 334-337.
  27 C.Bradley Thompson, “The American Founding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109-150;Joyce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Radical French Reformers of 1789”,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pp.267-286;R.R.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p.201
  28 转引自Alan Levine, “The idea of America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in Aurelian Craiutu, Jeffrey C.Isaac (ed.) , A-merica through European eyes:British and French reflections on the new world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7-42。
  29 Joyce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Radical French Reformers of 1789”,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pp.267-286.
  30 R.R.Palmer, “Review of Frances Acomb, Anglophobia in France 1763-1789.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pp.624-626.
  31 Jean-Clément Martin, Contre-Révolution, Révolution et Nation en France, 1789-1799, p.47.
  32 Joyce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Radical French Reformers of 1789”,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pp.267-286.
  33 见Philippe Raynaud, “Révolution américaine”, in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pp.860-871。1776年起开始制定的各州宪法, 除了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等少数州宪法设置了单一的立法机构, 其他大多数例如马萨诸塞州宪法等都采纳了两院制。
  34 R.R.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p.202;C.Bradley Thompson, “The American Founding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109-150.
  35 John Stevens, Observations on Government, including some animadversions on Mr.Adams’s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and on Mr.De Lolme’s Constitution of England, New Jersey, 1787;Examen du gouvernement d’Angleterre, comparéaux constitutions des Etats-Unis, Londres et Paris, 1789.
  36 Joyce Appleby,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Radical French Reformers of 1789”,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pp.267-286;R.R.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pp.201, 210-212.
  37 Jean-Joseph Mounier,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gouvernements, et principalement sur celui qui convientàla France, Versailles, 1789, p.42.
  38 R.R.Palmer, “Review of Frances Acomb, Anglophobia in France 1763-1789.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pp.624-626.
  39 Jean-Joseph Mounier,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gouvernements, et principalement sur celui qui convientàla France, p.46.
  40 关于1789年三级会议里贵族等级代表的情况统计和分析, 详见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8-35。
  41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a première contre-révolution (1789-1791) ,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0, pp.356-358.
  42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p.268-269.
  43 Mona Ozou, f“Liberté”,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pp.763-774.
  44 Fran9ois Furet et Denis Richet, La Révolution fran9aise, Paris:Fayard, 1973, pp.31-33.
  45 Fran9ois Furet,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 Oxford:Blackwell, 1992, pp.11-12;Jacques de Saint-Victor, La première contrerévolution (1789-1791) , pp.355-356;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 孟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第283页。
  46 David D.Bien, “Old regime origins of democratic liberty”, in Dale Van Kley (ed.) ,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The old regim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1789,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3-71.
  47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a première contre-révolution (1789-1791) , pp.355-357.
  48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t.8, Paris:Libraire Administrative de paul Dupont, 1875, p.44.
  49 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 pp.28-35.
  50 转引自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269。
  51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p.278-279.
  52 Fran9ois Furet,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 p.11.
  53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256.
  54 见J.Homer Reed, “Constitutional Theories in Fran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21, no.4, (Dec., 1906) , pp.639-662。
  55 Jean-Joseph Mounier, Recherches sur les causes qui ont empêchéles Fran9ais de devenir libres, et sur les moyens qui leur restent pour acquérir la liberté, Genève:Grattey, 1792, t.1, p.11.
  56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fran9ais oublié, 1689-1789, pp.285-287, 292.
  57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a Chute des Aristocrates (1787-1792) :La naissance de la droite, Paris:Perrin, 1992, pp.304-305.
  58 1789年7月14日国民议会组建了一个由8位议会代表组成的宪法委员会, 即通常所说的“首届宪法委员会”。其中, 崇英的穆尼埃、贝尔加斯、拉利-托朗达尔、克莱蒙-托内尔和尚皮翁·西赛5人成为委员会里的多数派, 少数派包括西耶斯、塔列朗和勒沙白里埃。
  59 Charles Zorgbibe, Histoire 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France, Paris:Ellipses, 2002, p.34.
  60 AP, t.8, p.515.“上议院被取消的严酷时期”指的是1649-1653年期间, 英国处在残余国会的统治下, 这是一个单一议会。
  61 AP, t.8, p.568
  62 Jean-Joseph Mounier,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gouvernements, et principalement sur celui qui convientàla France, p.49.
  63 Fran9ois Fure, t“Concepts juridiques et conjoncture révolutionnaire”, Annales.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47e Année, no.6, Droit,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Nov.-Dec., 1992) , pp.1185-1194.
  64 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第54页。
  65 Norman Hampson, The perfidy of Albion:French perceptions of Englan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70.
  66 Jacques de Saint-Victor, La première contre-révolution (1789-1791) , pp.215-219.
  67 Fran9ois Crouze, t“Problèmes de la communication franco-britannique aux XIXeet XXesiècles”, Revue Historique, 254.1 (515) , 1975, pp.105-134.
  68 J.R.Jennings, “Conceptions of England and Its Constit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9, no.1 (Mar., 1986) , pp.65-85.
  69 J.R.Jennings, “Conceptions of England and Its Constit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pp.65-85.
  70 引自孟明:《中译本序》, 载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 第34页。
  71 见Philippe Raynaud, La politesse des lumières:Les lois, les murs, les manières, p.28.
  72 Franciszek Draus, “Burke et les Fran9ais”, Fran9ois Furet and Mona Ozouf (dir.) ,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3,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1789-1848, Oxford:Pergamon Press, 1989, pp.79-99.
  73 “英国迷”的核心成员中, 穆尼埃是1789年《人权宣言》的主要作者, 他是“序言”部分的两位作者之一 (另一位是米拉波) , 该宣言的前3条也是他起草的;8月17日贝尔加斯向制宪议会提交的关于重组司法权的报告, 直接为该宣言第7、8、9条奠定了基础。
  74 AP, t.8, p.563.
  75 Karen Fiorentino, La seconde chambre en France dans l’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idées politiques (1789-1940) , Paris:Dalloz, 2008, pp.12-13;Marcel Morabito, “Préface”, in La seconde chambre en France dans l’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idées politiques (1789-1940) , p.XII.
  76 Patrice Gueniffey, “The First Republic”, Edward Berenson, Vincent Duclert, Christophe Prochasson (ed.) , The French Republic:History, Values, Debates,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9-26.
  77 Karen Fiorentino, La seconde chambre en France dans l’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idées politiques (1789-1940) , p.229.
  78 Catherine Larrère, “douard Tillet, La Constitution anglaise, un modèle politique et institutionnel dans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Aix-enProve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Aix-Marseille, 2001”, Revue Montesquieu, no.5 (2001) , pp.203-210.
  79 Karen Fiorentino, La seconde chambre en France dans l’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idées politiques (1789-1940) ,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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