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时代花郎的饮茶生活与茶道精神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4-28 08:29人气：
摘 要： 花郎徒是新罗时代由统治阶层从贵族子弟中简选出容貌突出的男子作为花郎，培养其成为拥有忠君爱国抱负的护国团体。花郎主要是通过在山水间教化及饮茶的自我修炼中得以提升的。6世纪以后佛教传入新罗，最初在新罗的饮茶人群固定在统治阶级、贵族、僧侣和花郎等中。现存古迹中最能反映花郎饮茶生活的应为韩国江陵寒松亭遗迹。新罗初期和静的茶道精神与花郎的风流精神实际表现有质的同一，是后来高丽时期、朝鲜时代茶道精神形成的基础。
关键词： 花郎徒; 风流精神; 和静思想; 茶禅一味;
Abstract： Hua Lang was the good-looking men selected from the children in aristocratic families by the ruling class in the Silla era, who were cultivated to become a patriarchal group with loyalty and patriotism. Hua Lang was trained mainly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in landscapes and the self-cultivation in tea-drinking activities. After the 6 th century,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to Silla, and the tea-drinking group originally in Silla only included the ruling class, nobles, monks, and Hua Lang. The remains of Hansong Pavilion in Jiangling, South Korea, are the best reflection of Hualang's tea drinking life. The spirit of the tea ceremon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illa was similar to Hua Lang's romantic spirit, which was the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tea ceremony spirit in the Goryeo and Korean era.
Keyword： Hua Lang; romantic spirit; quiet thoughts; Taste Zen in Tea;
关于新罗花郎徒、花郎道，国内研究相对较少，与茶道精神之间的联系问题探讨更是微乎其微。古籍中关于花郎徒的记载集中体现在《三国史记》《三国遗事》《花郎世纪》，针对《花郎世纪》的可信性至今存疑。花郎是真兴王时期从贵族子弟中简选出十七八岁的美貌男子组成的护国团体成员，即花郎徒。在新罗统一三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罗对花郎的教化理念杂糅中国的儒、道、佛三家思想，花郎徒在游历山水的同时，于饮茶生活中修炼自身。李谷的《东游记》中记载了花郎徒的游览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今韩国江陵的寒松亭茶遗迹。花郎的风流精神也影响到新罗初期的茶道精神，即和静思想。金裕信认为和静精神是韩国茶道精神的源头：“韩国的茶道精神是以新罗时代的高僧一元晓大师和和静思想为源头，后成为统一新罗的花郎道的和静思想，又汇聚为高丽时代诗人大学者李奎报的集大成。”[1](P27）蔡文治认为高丽、李朝的茶道精神与和静思想息息相关：“和静思想，是韩国茶道精神的根源，高丽朝的茶道精神、李氏朝鲜的茶道精神都离不开和静思想。”[2](P86）韩国学者尹道心认为“茶文化植根于我国土壤中，受到许多新罗花郎精神的影响后，新罗的茶文化传播到日本。”[3](P670）笔者也认为新罗初期的茶道精神受到新罗花郎精神的影响，同时在花郎精神中体现的儒、道、佛思想，在茶道精神中也体现了出来。本文旨在较为具体地探究花郎的饮茶生活以及花郎精神与茶道精神二者的联系。
一、朝鲜半岛传入茶叶的历史记载
朝鲜半岛的三国由北部的高句丽、西部的百济和东南角的新罗组成。少数学者代表认为在高句丽时代、加耶时代便有关于茶的记载，位于乐东江下游的加耶很早便有饮茶的风俗。例如有韩国学者[4]认为，公元49年首罗王和王妃从印度归国时携带一种比一般茶种较大的将军茶，现在在金海一代也有栽培。理由是李能和所着的《朝鲜佛教通史》记载到茶世伝首罗王妃许氏从印道持来茶种，因此他认为朝鲜半岛的茶叶是首罗王及王妃许氏从印度引入的，并且在公元初便有了饮茶风俗。对此笔者认为，姑且不论朝鲜半岛的茶叶是否从印度引入，学界关于首罗王的记载一般认为是朝鲜半岛初期的神话故事，利用神话故事来证史，可信度值得怀疑。但是学界大多根据朝鲜半岛现存珍贵史料《三国史记》第10卷，兴德王条三年（828）载，遣唐使金大廉“入唐持茶种子来，王使植智异山，茶自善德女王时有之”，主张善德女王时期才从唐朝引入了茶，善德女王在位时是632～647年。另外在日本的一部《东大寺要录》记载，来自百济的归化僧行基（668～748）教寺院的众僧和弟子种植茶树，把百济的茶树传播到日本，7世纪中后期茶叶已经从朝鲜半岛传播到了日本，因此朝鲜半岛饮茶之风应该早于7世纪中期；结合以上两则记载可推测，朝鲜半岛饮茶之风最迟于7世纪初已经开始。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朝鲜半岛三国就与中国大陆往来频繁，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陆佛教兴盛，饮茶风气盛行，此时茶叶随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似乎也最为合理。
二、新罗时代花郎的茶生活
与高句丽、百济相比，新罗的茶文化由于地理上或者是社会原因发展相对较晚。6世纪佛教的传入和王权的强化贵族以及社会的安定，才使茶文化开始全面地发展。尤其是真兴王（579～632）以后花郎制度的实施，对青少年人才的养成和护国信仰的形成，成为新罗发展和三国统一的基础。法兴王十九年（532）金官加耶合并，真兴王二十三年（562）征服大加耶，新罗完全吞并了乐东江流域的加耶地区。于是加耶地区的茶文化开始流入，由于与唐的通交而引入唐文化，于是成为中国茶流入的契机。但是饮茶之风最初只在王族、贵族、僧侣、花郎等上层社会流行，受儒道佛思想影响的花郎修炼身心的同时沉浸于仙茶生活。
花郎是新罗时代由统治阶层从贵族子弟中简选出容貌突出的男子作为花郎，向其灌输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培养其成为德艺双馨、智勇双全的护国团体。现存史料中有关花郎起源的记载主要通过《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中《真兴王》篇和《三国遗事》第三卷《弥勒仙花》条二者得知。真兴王三十七年即公元576年制定花郎制度。起初“源花”是南毛、俊贞二美女，结果二人生妒互相残杀才改为选取美貌男子，称为花郎。“从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脱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於朝。”可知花郎的简选通过类聚穷游，择行义端正者用之。花郎修行的方式是寄情于山水歌乐之间的同时，教之以孝悌忠信、理国之大理，然后观察其言行，择善为新罗而用，这与中国的九品中正制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花郎制度的“教化”，教化内容是由高僧圆光制定的“世俗五戒”：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阵无退，杀生有择。五戒包含国家、亲友、社会甚至与自然关系这些方面，体现出儒家学说宣扬的“忠孝”和五常仁义礼智信。首先是“事君以忠”和“临阵无退”，这也是创建花郎徒团体的最初目的。当时的新罗社会极不稳定，内部有统治阶层与贵族之间的权力争夺，外部有百济和高句丽的夹击压迫，于是保持和谐的国内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从贵族中选拔一批忠于王权、坚毅勇敢的人才，缓和与贵族矛盾的同时增强抵抗其他国家的能力。“事亲以孝、交友以信”同样反映的是儒家学说的思想，善待长辈亲友。在花郎组织中一般都有一名僧侣花郎，加之真兴王时期佛教的兴盛，且从“杀生有择”的戒条中也可以反映出吸收借鉴了佛教思想。而从花郎的修炼方式来看，显然是中国道教的修炼方式，且将花郎首领称之为“国仙”也是借鉴了道家的与“仙”有关的信仰。
由五戒可知花郎的教化和修行是杂糅了儒家、道家、佛家的精华，同时也是为了规避各家思想中的不利之处。唐末新罗人崔致远在其《鸾郎碑序》：“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祥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5](P1194）花郎将儒、道、佛三教的优点结合于远游山川而使身心得到锻炼，但也并不是仅仅在游山玩水，而是同时把身心与饮茶相结合,使人体会其精神。因此现在凡是有花郎的古迹之处就可以发现与茶有关的石质茶具和有关文物。其中最着名的记载是永郎、述郎、南郎、安祥等四国仙带领真才、繁完等三千名郎徒游览名胜古迹、修炼身心之事。在李谷的《东游记》中记载了花郎所游之处，比如“智利山的永郎岭、彦阳盘龟台、越松亭，江陵的镜浦台和寒松亭，束草的永郎湖、丛石亭，金刚山的永郎岘、西海，长渊的阿郎浦、白翎岛等地的四仙游览之地。”[3](P662-663）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江陵寒松亭四仙的茶遗迹。寒松亭亭畔有菾井灶石，即述郞仙徒所游处乐府，并留下“仙去松亭在，山顶石鼎存”的诗句[6]。“高丽末期安轴写道：“珠履云无迹，苍官火不存。寿真思翠密，怀古立黄昏。唯有煎茶井，依然在石根。”[7](P212），石鼎和煎茶井都是花郎曾经在户外使用过的茶具。据李谷记载有石臼、石池和两个石井，但是现在只剩下了石井和石臼。而石井、石臼是何种形制，一直难以确定，直到后代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中才有较为细致的描述。三藏顺庵法师游寒松亭时，亭上发现有石池灶。问询了当地人之后得知是故人饮茶所用的工具，但不知其具体年代。草中的二石，“其一方，刳之如斗，为圆其中如臼，所以贮泉水也。下有窍如口，启以泄其浑，塞以畜其淸也。其一则有二凹：圆者所以厝火，椭者所以涤器，亦为窍差大，以通。凹之圆者，所以来风也”[8]。根据描述，一用具是在石头中间挖有一圆洞用来储存泉水。石头下方还有一小口，是为了保持泉水的清澈，而排泄掉沉淀的杂浑。其二是在石头中间挖有两洞，一圆一椭，一圆用来通风煮茶，一椭用来洗涤茶具。直至现在在寒松亭仍有花郎饮茶的茶具古迹，“现在通常称之为石臼的石头长1米、宽60厘米、高30厘米，有一8厘米的长方孔”[3](P663）。其石有1893年江陵府使尹宗仪刻字，前面刻有“绿豆亭”，这是寒松亭的别名，上面刻有“新罗仙人永郎炼丹石臼”的字样。关于上述饮茶工具究竟是石池还是石臼，有较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花郎在外游历时，饮茶风俗在其中也十分盛行。
三、新罗初期花郎制度影响下的茶道精神
为何说新罗初期茶道精神受到花郎制度的影响呢？这首先与花郎戒律的发起者元晓大师密切相关。元晓是新罗高僧，俗姓薛，出于对玄奘的仰慕，同义湘结伴两次入唐失败，终究自我醒悟而归国。元晓大师在其《大乘起信论疏》中写道:“然夫佛，道之为道也，焉容寂尔冲玄，玄之又玄，出万象之表，寂之又寂之，犹在百家之谈，非象表也。”[9]《解题：元晓和佛教思想》这体现了他的和静思想。《三国史记》作者李丙焘，评论花郎戒律的发起者元晓大师达到了和静会通、自得通道的境界。元晓大师的茶禅一体的思想也就是和静思想。元晓大师的茶禅一体思想并不是单纯的和合精神，而是强调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人来源于自然，那么最终的归宿是又回归到自然、回归本源，这种和静的内涵大概是从茶里领悟到的。元晓大师的和静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寂之又寂之”的思想。这指的是极寂。他是指回到寂的根源，而寂的根源就是静。元晓的和静思想，促进了茶道精神和花郎精神的有无相通，解开了繁冗芜杂的头绪。元晓大师的和静思想，即新罗初期的茶道精神与花郎修炼方式是同质的。花郎徒在山水之间游历，与大自然融于一体、沉浸于歌乐之中的同时，通过饮茶来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追求精神世界的宁静。这与元晓大师主张的修炼在于“玄之又玄，寂之又寂之”高度吻合。也可以说，花郎的修行方式是对元晓大师和静思想的具体实施，花郎的修行又进一步将和静思想具体化，深化了茶禅一体的茶道精神。
和静思想是韩国茶道思想的根源，对后来高丽时期、朝鲜时代茶道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从李奎报的茶诗中体现出高丽时期整体的茶道精神。例如“传炉活火式自煎，手点火瓮夸色味。粘粘入口脆且柔，有如乳臭儿与稚。肃然方丈无一物，爱听笙声壶鼎里。评茶品水是家风，不要养生千世荣。”[10](P275，《腹用前韵赠之》）。这首诗表现的是煎茶的情景，在这过程中沉浸于煎茶之中，只能听到茶水翻滚的声音，仿佛周围空无一物，反映出内心的清静与空虚。茶香入口时如同孩稚时期吮乳一般，似乎也是在说饮茶品茗中精神也得到了洗涤。在另一首诗中“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风”[10](P151，《复和》），其中“真”字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体现了道家的思想，饮茶后内心感受到了真空、清虚。朝鲜时代能反映出其茶道精神的集大成者是草衣禅师。草衣禅师从小在韩国茶圣丁若镛身边成长，他通过40余年的茶生活，联系元晓大师茶禅一体、和静思想等，将茶圣的《东茶颂》再次加以整理，在其中悟道了茶道的精神，形成了李朝时期“中正”的思想。韩国学者金裕信将“中正”思想概括为：“既不多余，又不缺少；万人平等；先人后己；追思根源，回归自然。”[1](P29）追本溯源、回归自然，同样体现的是元晓大师的和静思想。
花郎制度创建的初衷是在新罗面对内忧外患的境地时，为了缓和统治阶级与贵族之间的权力争斗，以及在与百济、高句丽的三国争斗中占据有利地位才设置的。新罗在几十年间便迅速统一了朝鲜半岛，与花郎徒的“护国精神”也是紧密相关的。同时，花郎的茶生活以及花郎的风流精神，杂糅了佛、道、儒家三家的精华，花郎的修炼方式更多体现出道家的思想，在饮茶中体现出的“和静”思想较多地表现出佛家主张回归本源与自然，追寻茶禅一体、清静空虚的内心世界，是后来高丽、李朝的茶道精神的本源。
参考文献
[1]金裕信.韩国的茶道精神[J].农业考古，1988,(12).
[2]蔡文治.韩国传统茶文化[J].当代韩国，1994,(2).
[3] 尹道心.韩国茶史的考察[J].韩国：日本语文学·第43辑，2008.11.
[4] .茶文化史[M]..2004.
[5]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 《韩国史料丛书》第20辑《舆地图书上》“江原道—江陵—楼亭”条.
[7] 安轴.东文选[M].题寒松亭，1478.
[8] 李荇等,着.新增东国舆地胜览[M].卷5.“开城府下—古迹—妙莲寺”条.1586.
[9] 元晓.大乘起信论疏[M].箕永译.韩国首尔：一志社，1991.
[10] （朝鲜）李奎报.东国李相国文集[M].1978~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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