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研究中澳门研究的重要性分析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7-20 08:38人气：
摘要:丝绸之路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交流,较近的一次交流发生在明末清初，而澳]处于这次交流的中心。过去我们常常把这次交流看作是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而忽略了相互之间尤是中学西传的作用。大量文献表明,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澳门以其特有的历史地位,在近代中西交流尤其是中学西传的进程中扮演了珂替代的色同时也见证并经历了那段时期"大中华帝国”由而衰的历史。挖掘澳i这-特殊阶段的历史， 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增强"中国学"研究的厚度而且对推动“-带路”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文章将从文献的角度聚焦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并探讨文献在双向传播中的价值。
关键词:“一带一路”;澳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学;
Abstract：There have been several large-scale ex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A recent exchange took plac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Macau was at the center of this exchange. In the past, we often regarded this exchange as large-scale western learning, and ignored the role of mutual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the effect of “Chinese knowledge, Western sp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show that during the three hundred years from the 16 th to the 19 th century, Macao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cent Sino-Western exchanges, especially in “Chinese knowledge, Western spreading, ” with its unique historical status. It also witnessed and experienced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er China Empire" that fl ourished during that period.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this special stage of Macao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cultural self-confi 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enhancing the thickness of the "Chinese Studies" study, and it is of indispensable signifi 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Macao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xplore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in two-way communication.
Keyword：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Macao;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Chinese studies;
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自古以来沿途尤其是位于东西两端的国家和民族一直在寻找相互沟通和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起始于商品交换, 但商品交换的背后是文化交流。挖掘和开发反映各国和各民族之间交换和交流的文献及遗物, 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传承文化, 让沉积千百年的人类遗产流动起来, 为现代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服务, 而且能进一步揭示和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甚至能达到重写和改写历史的效果。
丝绸之路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交流, 较近的一次交流发生在明末清初, 而澳门处于这次交流的中心。过去我们常常把这次交流看作是大规模的西学东渐, 而忽略了相互之间尤其是中学西传的作用。大量文献表明, 澳门以其特有的历史地位在近代中西交流尤其是中学西传的进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同时也见证并经历了那段时期“大中华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本文将从文献的角度, 聚焦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 并探讨文献在双向传播中的价值和意义。
1、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意义
明末清初的中西交流是在十五世纪前后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通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迅速崛起, 一批敢于冒险的探险家、航海家和世界一流船队为两国成为全球性帝国奠定了基础。
澳门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 成为西方通向中国的“前厅”[1]。有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弹丸之地的澳门, 联系着中国与世界[2]。澳门之所以会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窗口, 一方面由于澳门背靠大陆, 面向海洋, 处于进出中国的最佳战略位置;另一方面与欧洲当时的殖民瓜分政策密切相关。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 《托尔德西拉斯条约》 (Treaty of Tordesillas) 、《萨拉戈萨条约》 (Treaty of Zaragoza) , 以及远东传教的保教权 (Patronage) , 保障了葡萄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远东的势力范围[3], 由此澳门成为葡萄牙在远东的桥头堡。虽然在此期间葡萄牙在亚洲的地位受到来自西班牙等国的挑战, 但总体上在最初的两百多年里葡萄牙拥有着独特的殖民地位。
早年执掌远东事务的基本都是葡萄牙人。不仅最早进入澳门的主要是葡萄牙人, 如1555年11月20日作为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到澳门的巴莱多 (Melchior Nunes Barreto, 1520—1571) 和1556年进入澳门的多明我会传教士达克鲁斯 (Gaspar da Cruz, 1520—1570) 都是葡萄牙人, 而且管辖澳门的上级教区如耶稣会印度省区会长瓜德罗斯 (António de Quadros, 1529—1572) 也是葡萄牙人[1]。甚至教会的首份文件一般也是葡萄牙文, 如耶稣会士龙华民 (Niccolo Longobardo, 1559—1654) 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 (Traite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 的第一个文本是葡萄牙文, 虽然本书作者是意大利人。
澳门地位之重要, 从葡萄牙当时的东方政策就可以看得出来。印度省区会长瓜德罗斯曾对澳门的传教士发布训令:将澳门打造成葡萄牙在远东的桥头堡, 第一要成为前往日本的遥远旅程中途休息的场所;第二要成为等候适当机会进入中国的前厅;第三要成为这座新兴城市的传教中心。可见, 澳门作为中西交流的桥梁并不是权宜之计[4]。
葡萄牙在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的传教历史更久, 早在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 (San Francisco Javier, 1506—1552) 就登陆日本, 并梦想以此为跳板进入中国传教。1551年沙勿略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抵中国台山上川岛, 因明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 即使经过多次努力, 也无法进入中国内地, 最后于次年逝世于岛上。后来葡萄牙把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选择在澳门, 到了1562年前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达到500—600人, 到1576年, 罗马教廷成立澳门教区的时候, 达到800人, 占澳门人口的近六分之一[5]。到1809年的时候, 葡萄牙人已经达到了4 963人[4]。西方传教士大多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早期传教士通过葡萄牙商船的保护来到中国[5], 但要进入中国传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必须做好文化沟通。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培莱思 (Francisco Peres, 1514—1583) 于1563年抵达澳门后一直希望能进入中国内地, 他向海关负责人提出了请求, 但当被问及是否懂得汉语时, 培莱思作了否定回答。很明显, 在他学懂汉语之前, 此种要求必将遭到拒绝[1]。当然仅仅懂得语言是不够的。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根据他多年在澳门工作和生活的经验, 曾要求传教士改变作风, 从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国学礼俗开始, 应有中国心肠, 应当戒避自视过高的殖民主义作风[6]。后来,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更是提出一条“合儒易佛”的“适应文化”路线, 张西平认为, 利玛窦通过汇通儒家思想, 取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与好感[7]。
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 澳门成为进出中国的主要通道, 也是鸦片战争前英国等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最早基地。作为广州重要门户的澳门, 其独特地位长期不坠, 客观上说也使中国大陆多了一道保护屏障[4]。尽管其间葡萄牙政府由于其利益的需要采取过收紧政策, 但总体而言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 那段时期澳门的大门始终保持着对外开放的状态。
2、文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历史文献一般可以有三个功能。一是记录历史。在文字记录为主导的时代, 相对于其他载体文字型文献不仅具有留存信息的作用, 而且还能更有效地表达思想和情感;二是再现历史。虽然文献记载者或多或少会带有主观色彩, 但是这些文献至少留下了当时当地人们的活动及其思想状况, 通过去伪存真、辨识真相, 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三是改写历史。由于条件或环境限制以及人的主观因素, 能保存至今的历史记录是极其有限的, 即使是已发现的文献也可能存在当时记录者以及后来判断者在认识上的差异, 所以挖掘历史资源对充实或改写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 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 手稿、档案以及图书等文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图书, 由于其传播的便利, 作用更为突出。
首先, 手稿、书信等成为了解当时历史最鲜活的一手资料。由于地理上的隔阂, 东西方之间交流很不通畅, 即使有了丝绸之路, 双方之间的交流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 文献成为人们认识另一世界的主要渠道。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西方人渴望得到更多来自东方的信息和灵感, 那些去过中国的人尤其是传教士的来往书信或道听途说, 成为着作者或编撰者有关中国信息的重要来源。有学者指出, 十六至十八世纪, 欧洲人对中国的见闻最典型的传送方式就是透过在东方的教士之书信, 托寄回在欧洲的教士。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后, 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士人间大量流通的读物。据统计, 仅法国一国派往各国的耶稣会士寄回法国的信函就有34卷之多, 其中第16至第26卷约11卷的数量来自中国[8]。
其次, 档案是反映早期机构或团体历史的重要依据。澳门圣保禄学院 (Colégio de S.Paulo) 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该校培养出一大批像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毕方济 (P.Francois Sambiasi, 1582—1649) 、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等一样的知名传教士。该校建校于1594年, 但何时关闭有争议, 有的说是1762年, 有的说是1835年, 有学者收集了大量资料, 并远赴葡萄牙, 在Palácio da Ajuda图书馆和?vora图书馆找到了该学院的部分档案资料, 但这些仍属于间接证明的资料[9]。作者提出1762年比较可信。理由是1759年庞巴尔侯爵颁布严厉法令, 驱逐耶稣会教士, 1762年该法令在澳门实施。这段时间给该校转移图书和档案等贵重物品提供了机会。施白蒂 (Beatriz Basto da Silva) 《澳门编年史》一书中对图书转移问题有一段详细的描述。若奥·欧华利斯 (Jo?o?lvares) “买了四个中国式的木箱, 用红纸糊好, 编成一至四号, 把档案放在里边。每个箱子上有个注明内容的条子, 并写上1761年3月14日这个日期。”这批资料先是运到菲律宾马尼拉, 然后运往欧洲, 分藏于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的档案馆或图书馆[10]。桑托斯 (Domingos M.G.Dos Santos) 在他的“澳门: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一文中, 也提到1761年这批资料被转移的情况, 并指出1762年该院教学活动由此终结[1]。
毫无疑问, 档案等一手资料有助于发掘和再现历史。但耶稣会资料的散失情况与其他教会资料相比更严重一些。由于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是早期唯一被允许进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 他们的藏书和档案对于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变得格外重要。但在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到1814年重新恢复之间, 他们的藏书大量散失, 比如那一时期耶稣会在罗马的部分藏书和档案后来发现被分散入藏于法国和西班牙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11]。
2017年10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由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和澳门档案馆联合申报的“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 (1693—1886) ”被载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批资料是由清代澳门中文档案连同原件的葡文译本和发文底稿共3 600多件文件组成, 主要形成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 是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清代澳门地方档案文献, 这批资料被称为“汉文文书”, 为申报的需要更名为“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这批资料反映当时澳门社会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和商业贸易及当时的澳门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同时, 也证明了从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后到清代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以前, 澳门作为中国领土上的葡萄牙居留地, 中国对澳门拥有完整的主权。由此可见档案作为一手资料的重要性。《汉文文书》编者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 世界上有总数达150—200万件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档案[2]。
第三, 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为图书出版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出版是传播的有效工具, 传教士特别注重利用出版物进行传教活动。这里不得不提澳门出版的第一本书《天主实录》, 该书由罗明坚 (Michael Ruggieri, 1543—1607) 神父1585年在澳门用中国的雕版印刷方式刊印的, 当时印了1 200本[12]。这里需要提一下这本书的具体出版时间, 很多人都认为是1584年 (如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出版的《新编天竺国天主实录》) 等, 但张奉箴“利玛窦前驱罗明坚”一文更详细地描写了具体时间, 该书序言于万历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完成, 同年十一月杪全书方才印刷完毕。如果这一描述是确切的话, 那十一月杪应该是第二年的一月份了。因此, 如果以公历年来表述的话, 时间应在1585年[13], 但遗憾的是同一作者在《神学论集》1983年的一篇文章里还是将这一时间定在1584年[14]。
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为传教带来便利。一方面拉丁字模不像雕版印刷占的体积和数量大, 一方面便于携带和转移, 当时澳门只是葡萄牙人居留地, 仍属于中国管辖, 传教士不敢大张旗鼓印刷出版。早期传教士为了确保活字不被破坏, 通常会通过两三艘船分散运输[15]。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最早以西方活字印刷技术出版的西方图书在澳门, 是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的《天主教青少年避难所》, 由范礼安主教主持于1588年在澳门出版[16]。但由于印的是拉丁文书籍, 且其活动仅局限于澳门, 未对内地造成大的影响[17]。
真正对我国现代印刷技术产生影响的是十九世纪来华的马礼逊。他认为印刷是最可能增进中国和欧洲之间知识交流的工具。一开始, 他认为中文经典还是以木刻印刷胜于活字, 并认为用木刻以示对经典的庄严和郑重[18]。有学者经过研究证实, 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东来以后, 首先采用了中式木刻雕版印刷术进行宗教出版, 两个多世纪后, 直至马礼逊在1833年创办了中文报刊《杂闻篇》, 西式印刷术才首次有效地应用在中文印刷上。说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 曾经出现一段“东学西用”的历史, 这是过往一直被史家忽略的一页中西印刷技术交流史[19]。
3、澳门研究在中国学研究中的位置
英国人米契 (Alexander Michie, 又名笳臣) 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在三百年的历史上, 澳门对外国人来说是中华帝国之门, 所有来自外部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通过这一开放度不高的狭窄通道[20]。但就是这个窄巷子, 成为中国与西方沟通与交往的独特通道。
2013年5月25日至8月18日, 澳门博物馆举办了一场以《象映乾坤——中国风》为主题的展览, 展示了中国文化对启蒙时代的欧洲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该馆学者徐新在展览期间感慨地说, “当时东学西渐的冲击甚至比西学东渐的影响还要强大, 它构成了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华丽的风景线”[21]。这句话再怎么说也不会过分, 从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欧洲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图书。
这里列举在当时欧洲有很高知名度的三本书。第一本是西班牙主教门多萨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 写的《中华大帝国史》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 , 这部书的整个书名翻译成中文为《依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叙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盛名的情事、礼仪和习俗的历史》 (Historia de las Cosas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smos Chinas, como por Rela-ciones de los Religiosos, y 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Dicho Reyno) 。门多萨没有到过中国, 他根据传教士的来往书信和当时对中国的各种记述汇编了这部图书[22]。据说西方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对中国理想化的观点源自于这本书[23]。第二本是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 (China Illustrata, 又名China Monumentis) , 这本书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 基歇尔在罗马的耶稣会学院工作, 很多来华传教士在那里学习。他通过传教士的来往书信和文件获得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基歇尔着作等身, 一生出版了40多部图书[24]。第三本是法国神父、着名汉学家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在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 全名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 该书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 该书轰动了欧洲, 几年之内便出版了3次法文版、2次英文版, 另外俄文和德文本也出版发行。虽然也有人批评其“不可靠、不准确”, 但它却是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知识的重要来源[25]。
这些透过其他来源拼凑的信息难免会有主观片面性, 而且即使是亲身经历, 也有立场不同和认识差异。如朗宓榭 (Michael Lackner) 就提出历史文献要致力于“还原”, 要深入了解与传教士同时代人的各种看法。比如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并没有一个统一模式可循。中国各个阶层的人, 从士大夫到草根百姓, 和传教士有不同的接触, 因而也对他们持不同的看法, 对他们有不同的反应, 而不是用一个声音说话, 更何况宫廷和百姓有不同的态度[7]。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对于历史问题还是需要大量一手资料考证和研判。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 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风既包含了琴棋书画等修身的艺术, 又泛指一种东方神韵, 渗透到建筑和瓷器等外观设计里。中国风对弥补和丰富西方精神和文化生活具有独特的作用。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一书中唐纳德·F.拉赫 (Donald F.Lach, 1917—2000) 把它提得更高, 在前言中他这么说道:尽管会有一些事实、解释和侧重点上的偏差, 但我对十六世纪的调查更坚定了我的看法, 很显然, 在最初的现代化世纪里亚洲帮助我们形成了欧洲的生活和思想[26]。
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三百多年里, 澳门在扮演中学西传这一重要角色的同时, 也见证并经历了那段时期“大中华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多少带有点羡慕的色彩, 如罗明坚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勤奋友善, 他认为“中国境内游手好闲者及乞丐甚少, 大部分人辛勤工作, 深明道德, 和学习礼法”[27]。但是到了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的笔下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贫穷、愚昧、老朽、腐败, “在繁荣昌盛的外表下, 看到了快速腐朽的征兆”[28], 有人更形象地用“英国马戛尔尼笔下记录的17世纪中国, 浇灭了欧洲百年中国热”这一醒目的标题[29], 描绘出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
正如澳门作为“前厅”的地位逐渐由于香港及五大通商口岸的开放越来越边缘化一样,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 澳门失去了其曾经有过的独特的战略地位。今天挖掘澳门这段具有特殊作用的历史意义深远。
4、结语
澳门研究是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开发出来的资料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一方面我们面临历史资料不全和分散的问题, 大量资料还处于未开发状态, 另一方面很多资料都是二手的, 有不少还没有看到过原文。张西平在其“卜弥格与南明王朝文献考辨”一文中提出, 卜弥格 (Micha?Boym, 1612—1659) 写的《中国王室皈依略记》一书中国学者始终没有读到原文, 而且罗马耶稣会保存的中文文档, 学者们的研究也并未穷尽。他还强调要把“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 并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西译, 传教士的‘西学汉籍’和中国历史的西语文献报告和着作的研究, 是改写目前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对于它们的细致研究, 将是解开全球化秘密的关键所在。唯有此, 历史的真相才会呈现出来”[30]。
澳门是一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混杂而多元的城市, 这座城市最引人瞩目的不是喧闹的城市繁华, 而是静谧中的古朴建筑。这些刻印着岁月痕迹的建筑默默地告诉路人澳门曾经有过的辉煌。澳门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长达三百年为中西文化交流谱写了一段如同英国人米契所描述的“Glories” (光荣) [20]的历史。澳门在扮演中学西传这一重要角色的同时, 也见证并经历了那段时期“大中华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挖掘这一特殊阶段的历史, 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增强“中国学”研究的厚度, 而且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Domingos M.G.Dos Santos, S.J. Macau:The First Western University in the Far East[M]. Macau:University of Macau, 1994:64, 68.
[2] .澳门档案馆.汉文文书[M].澳门:澳门档案馆, 2017:218.
[3] .许璐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远东“保教权”之争及其历史影响[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8 (2) :39-43.
[4] .郭卫东.英国与澳门早期关系的历史考察[J].文化杂志, 2002 (夏季刊)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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