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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历史剧转向与深化探讨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1-04-16 08:45人气:
【摘要】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新型历史剧走进了观众的视野,以历史生活和历史故事为基本表现内容发生了转向,目光更多投向了舞台多元化的呈现和表达机制,对观众与剧作,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关系与反馈更加关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历史剧摆脱了“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开启了艺术样式的新的内涵和外延。
 
【关键词】历史剧;田沁鑫;新现实主义;“间离效果
 
历史剧的任务是审美主体以其所处时代的审美意识,对历史生活进行审美观照,并进行价值判断和艺术再现。早期历史剧为现实斗争服务,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剧作家,贴合当时时代背景,挖掘了较为深厚的社会内涵,在抗争时期激起了强烈的斗争意识,引发了不错的社会反响。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不再满足于主旋律的戏剧,新型历史剧的突破与创新开启了新的课题。历史剧的创作比起现实题材的创作有特殊的难度,也是时代对它提出的特殊要求,必须在选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中,寻找到某种与当代生活相通的元素[1],以此给观众带来心灵的震撼。这就要求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其精神加以继承和创新,把艺术化的历史事件搬上舞台给观众欣赏,来进行历史价值的评价反思或现实的思考,获得艺术效果和思想教益。本文就田沁鑫导演的经典历史题材话剧来进行浅析。
 
一、“新现实主义”的舞台呈现
 
提到历史剧,绕不开的表现手法是现实主义,作用在于以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为重心,突出艺术的忠诚和责任的方面。传统现实主义是“物质的表象”,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成社会的本质,而人的精神世界则为性格,所以重要成就是塑造性格,展现行为,而性格也会表达出一种情感表达形式(朴素情感,喜怒哀乐),“新现实主义”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艺术的任务,对于平凡题材注重形式美感,在生活常见的事件中寻求一种艺术美,用视觉的冲击来表达人间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四世同堂》虽然在表现方式和表演方面,尽可能靠近写实,如对地道京味方言的注重,对衣食住行真实的模拟等,但从布景上来看,则与传统写实主义的剧作有着较大差别。话剧版本导演将舞台布景勾勒成可透视的版画效果,观众正面看上去就是小羊圈胡同的局部画像,在背面打光就像一幅版画,给观众身临其境之感。三家人院落的推移极像叠画游戏,机械、投影等舞台表现手段的运用,是假定性的直接展现,并不极力去营造生活物景的真,通过写意的手法大胆尝试,造假定之景,成情感之真。田沁鑫说:“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舞台上写意空间的开拓是中国的写意精神和“意境说”的发扬,也是对文化品格的追求。舞台呈现不局限于写实表达,既是以写实的、再现的手法描摹出生活的直接性,又以写意的表现手法挖掘深层的现实内涵,将中国思想的美学思想蕴含在剧作中,实现了话剧舞台表现上的新的突破和创新。《北京法源寺》讲的是晚清这段波诡云谲的故事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如何看待变革,如何看待改变历史节点的志士仁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感悟是不同的,今日也是如此。所以在戏剧的构建方面,导演运用了双重的旁观者形象。导演让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来注视每个人的思考和发言,在极简的舞台空间中,收获归于侘寂之美。个人化手法在布景上也表达得极为隆重,满台的椅子构成历史之外的世界,人们坐在椅子上就是历史情境之外的旁观人物,等到离开椅子,走到台中,则又成为历史人物。侍立两旁的椅子,不但代表的是历史语境之外的空间,还代表着不同的历史阵营和政治阵营,游戏的趣味和历史的陌生,也都在这些椅子中得以浮现。光靠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常常很难呈现舞台多样化的姿态。它借鉴现代主义的审美感知方式,赋予创作更多的历史内涵、文化意蕴、哲理思辨,使现代主义戏剧在对现实的审美观照中贯注着强烈的现代意识。[2]
 
二、台词的视听性美化
 
戏剧通过台词及对话传递自己的性格和目的。部分剧作一改传统戏剧性格、冲突、语言所谓“三驾马车”的封闭式格局,将台词进行视听效果的美化与创新,催生舞台主导力量。就台词的视听拓展方面,可以用李渔《闲情偶寄》里的特征来进行分析。其一重机趣。戏剧与文学作品不同,文学作品讲究耐人寻味,细品之后感悟其中奥妙,搬上舞台的戏剧则要求加入娱乐化的言语表达建构视听,兼顾寓教于乐的特点,因此娱乐性是吸引观众重要手段,也在其功能上进一步探求。由于戏剧是活的交流反馈,以活人演活事,长时间的语言表达需要观众较久的注意力的凝聚,并且在观后有所思考。《北京法源寺》具有幽默、俏皮、戏谑的核心台词,对话更像是相声,猝不及防地抖出一个包袱,带来戏剧效果。但句句呼应,联系紧密,讽刺意味溢于言表。比义正词严地讲述和说教更加通俗浅白,也没有剧本那么强烈的文学性,说着笑着就把那个时代的故事传递了出来。运用多声部对白将海量、富有思辨色彩的台词,创造出多种对话的形式——直面对话、隔空对话、穿越对话、群体对话。例如,住持和小和尚对话,谭嗣同也在一旁,听到讨论的是自己,就过来插话,小和尚与之对答,并提醒师父在同谭嗣同答话,却被师父一本正经地告知:“闭嘴,这是牌位。”人物独白和旁白的场面,让身为旁观者的演员进行“定格”处理,在保持舞台凝练的同时,有助于展示语言的魅力和内涵,探索舞台的多种可能形式。描绘革命历史伟人时,更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并让人物形象尽可能丰满多元。通过观众对人物命运的贴近、关注和共鸣,引发思索。其二贵浅显。萧红的剧本文学性是极强的,《生死场》在语言方面做了创新,以“俗”求“雅”将两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融合在一个物理空间里,用干脆利落且乡土风味十足的对白将每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明饱满,生生死死的话语贯穿整部剧作。“生老病死”“杀人偿命”简单的几个字,但真的是这样吗,胆子大小决定了赵三和二里半两人的前途命运,但不管是大还是小,都逃不过悲惨的命运,地主欺压的苦不堪言,流言蜚语的指责,面对老婆受辱而死,却不能有丝毫反抗。此外,剧作加入了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乐器唢呐,众所周知音响具有辅助和表意的作用。唢呐作为连接片段的处理手段,将人物压抑、恐惧与绝望烘托出来,渲染了氛围,贴合了主题。作为表意的工具,有那么一句话“唢呐一响,布一盖,亲戚朋友等上菜,走的走抬的抬,后面跟着一片白”,用不着导演多说什么就可以直奔主题,点缀剧作。将琐碎的片段故事进行重构、碰撞,在表现人物推进戏剧情节的同时,给观众留下思考的空间,把空旷的舞台填满,将戏剧推向高潮。“戏剧本身没有激动人心的故事讲,更没有一个大写的‘人’支撑叙述过程,有的只是碎片拼接过程中所激发的语体快感。”[3]而这种创新为戏剧进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间离效果”理论和方法被多样化运用
 
布莱希特说:“诱导观众以批判的角度去对待舞台上表演的事件”。他提出“日常生活历史化”的方法,通过导演对生活的再创造,制造“间离”使观众获得清醒的深化认识。《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里或真实或虚构的空间设置,让演员可以一边演出一边去推景,起到“间离”效果。展现了以“家事”映射出“天下事”的情感结构。现实主义依据,加入中国式的写意精神,构成“新现实主义”的舞台呈现的同时,引发观众思考。《北京法源寺》则有更多的跳入跳出,人物时而在角色里,时而在角色外;时而批判自己,时而批判别人。它打破了传统的叙事观念,对人物也有了新的塑造,慈禧有自己的逻辑思考和考量,康有为、梁启超也有自己的懦弱和犹豫,它用自己的价值体系讲述着中国的这段历史,把这段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故事通过多元化的展现方式引发观众的再思考。它的成功演出不仅在于舞台上活动着的都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充满了戏剧性的场面,更是被突破了老印象创造出新的艺术样式而折服,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刻画人物的时候既注重性格的外在写实又深入心灵的内在真实,放轻了着重挖掘人物潜台词,而是创造“心理空间”和“心理时间”将人物内心外化、戏剧化。[4]作品不再局限于从政治的角度去反映社会进程的某一事件、某一节点,也不依附于某种问题或观念,更多的是去挖掘现实深层次的艺术内涵,将批判和教训的灌输提升为人性的高度,从文化心理更高的层次去对社会人生进行观照,而获得更多元的审视角度和戏剧呈现。戏剧强调“拉近”,交流方式的升级,给观众以感同身受;戏剧也强调“间离”仅仅是写实的、在线的手法描摹出生活,带来的感官刺激远远是不够的,以写意的表现手法挖掘深层的现实内涵才能将戏剧的功用付诸剧作,在观众品读中国故事独特味道的同时,不减与其生活休戚相关的热情,展现戏剧精神的多元表达风格。努力探索多种手法以揭示人物深层的心理动机和人物的内在生命,内心活动的舞台形象外化。间离、内心外化使戏剧呈现前所未有的新特色,寻求历史人物心中的通道,让“历史是镜子,折射出今天这个时代的光”。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型历史剧,既不是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循规蹈矩,也不必拘泥于某一历史事实,虽然呈现的是历史生活,但可以依托于时事,也可无证可查,借助历史外壳对历史上的人和事进行审美观照,传达作者的思考。《四世同堂》是抗日战争时期英雄的颂歌;《茶馆》提出了对民族和国家的新思考;《北京法源寺》是对历史结果与价值定论的反叛。它借鉴现代主义的审美感知方式,重在回答今天的观众所关心的历史、文化生活和人性的探索课题,为新型历史剧开拓了新的天地。
 
作者:袁莉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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