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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陶瓷礼器的发展和功能演变

作者:mac 来源:赛文期刊网 日期:2021-06-01 10:18人气:
  摘    要: 瓷质礼器从宋代开始,取代了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成为国事活动中的主要祭祀用品之一。根据宋代官窑和贡窑的产品来看,仿战、汉之前的青铜器所制作的各式陶瓷礼器不胜枚举。一方面体现了宋代崇古尚礼之风的盛行;另一方面也表明该时期制瓷工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跨材质模仿不同的器物。随着经济发展和传统观念的改变,陶瓷礼器又逐渐成为文人雅士陶冶情操、美化居室的一种陈设品。
  
  关键词: 陶瓷; 礼器; 官窑; 宋代;
  
  Abstract: Since the Song Dynasty, ceramic ware has replaced the bronze ware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ritual carrier in state affairs. From the products of the official kiln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ritual porcelain wares patterned on the bronze wares befor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Han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it reflects the prevalence of the worship of ancient rites in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shows that the porcelain making technology in the Song Dynasty has reached a high leve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change of ideas, the ritual porcelain wares in the Song Dynasty gradually became a kind of furnishings for litterateurs to cultivate their taste and decorate their houses.
  
  Keyword: ceramics; ritual ware; official kiln; Song Dynasty;
  
  0、 引言
  
  上古时期,中国十分重视祭祀。无论是南方广泛存在的“巫”文化,或者是中原的祖先崇拜,亦或是塞北的萨满文化,都将敬拜神灵作为一项传统。《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战、汉以前,人们将祭祀看作是富民强国,凝聚人心的国家行为。相应地,祭祀用的祭器和贡器也从一般器物中分离出来,成为最高等级的用品。而随着儒学的兴盛,孔子提倡的“礼治”得到推广,除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器物上还讲究“专事专用,专时专用,专人专享”,这一时期的饮食器具再一次被分化。《礼记·曲礼下》中记载:“凡家造,祭器为先……养器为后。”[1]这里将所有人造的器物区分为祭器与养器。养器就是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物;祭器,又可称为祭祀礼器,因其所具有特殊功用和象征意义,在制造过程中享有独特的优先性。在之后的朝代中,器物的性质最终演变固定成了“祭祀礼器”“御用器具”“一般用器”三大分类。
  
  而西方早期虽然也有祭祀,但因物产较为贫乏,食物尚且需要到地中海东岸的“新月地带”进行交换获得。所以,祭祀很少使用特定的盛储器,而是使用金银器,或者战利品,甚至用战俘来祭祀。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偶像崇拜和异教信仰被禁止,祭祀不再被提倡,西方始终没有诞生专门用来祭祀的盛装具。因此,祭祀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体系成熟,拥有一套完整的、互为补充的祭祀用器。
  
  而从青铜礼器到陶瓷礼器,则又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习俗和工艺生产技术的变迁。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是我们认清古代祭祀制度、礼乐制度以及陶瓷工艺发展史必不可少的工作。
  
  1、 早期礼器的出现
  
  “礼器”,广义上讲,是古代统治阶层在举行征伐、丧葬、祭祀、宴飨等重要活动时用来表明使用者身份地位、权力等级的专属象征器物。礼器的出现,伴随的是原始社会的解体,贵族阶级的形成。所以,在它诞生的时候,除了具有“通天魅神”的灵性之外,还无可避免被赋予了一种阶级属性。
  
  在山西襄汾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发掘的一批公元前2300年的大墓中,出土有彩绘龙盘以及石罄、陶鼓、玉面兽、五璜联璧、鼍鼓、玉圭、玉钺、玉璜形佩、有齿青铜镯等早期的礼器。但是,在同时期的小墓之内,则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陪葬品。考古学家指出,陶寺遗址可能就是帝尧都城所在[2],是当时华北地区的权力核心地带。而贵族大墓出土的众多礼器也表明,陶寺文化时期社会贫富分化悬殊,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形成了特权阶层,“平均主义”被打破,社会的阶级分化出现,已经走到了国家产生的边缘。
  
  此外,从祭祀坑中出土的一些制作考究的陶器,包括彩绘豆(图1)、陶簋(图2)、彩绘龙盘、彩绘三足壶等,也说明陶器已经开始部分取代石器或玉器,成为贵族祭祀的礼器。它们的形制也为商代以后的青铜礼器奠定了基础,堪称是中国礼器的“先祖”。
  
  进入商周时期,礼器正式成为“礼治”的象征,用以调节王权内部的秩序,巩固贵族的地位,维护社会稳定,凝聚国家力量。这时的礼器主要包括玉器、青铜器。玉礼器(图3)主要包括玉璧、玉琮、玉璋、玉圭等。青铜礼器种类齐全,数量众多,工艺精美,可细分为乐器、兵器、酒器、水器、食器等。秦汉末期,礼崩乐坏,社会混乱,礼仪制度难以为继,青铜礼器开始淡出历史舞台。一直到宋代,才再次出现规制完整的礼器,而制作它们的材质已经从青铜变成了瓷土。
  
  2 、宋代陶瓷礼器的发展
  
  隋唐时期,受丝路文化的影响,金银器一度成为统治者和贵族们的珍爱之物。这一时期的礼器也大多是金银器或黄铜材质,再加上唐朝提倡的是一种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所以,循规蹈矩的周礼并未被统治者接受,这也导致了有唐一代,祭祀活动并不多见,相应的礼器也显得很少。
  
  图1 彩绘豆
  
  Fig.1 Painted pottery“Dou”
  
  图2 陶簋
  
  Fig.2 Pottery utensil“Gui”
  
  图3 距今3500年前的玉质礼器
  
  Fig.3 Jade ritual vessels 3500 years ago
  
  陶瓷真正大量用作祭器始于宋代。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改国号为宋。为了防止武将发起兵变叛乱,他收归兵权,修文抑武。北宋末期,崇儒敬古之风更为盛行,再加上最高统治者对先秦以前的“礼治”尤为推崇。所以,没落的“礼”文化又再度复兴,只不过在形式和载体上融入了许多宋代的风尚。这一时期的部分陶瓷礼器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功能属性,不再仅仅充当祭祀场合或重大国事活动中的祭器,而是逐渐向文人阶层靠拢,并最终成为了书房案头的陈设器。
  
  宋代集中使用陶瓷礼器的时间始于北宋中后期。成书于熙宁、元丰年间的《郊庙奉祀礼文》一书中记载“礼院仪注,庆历七年,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垒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薰秸,因天地自然之性。”[3]元丰六年(1083),文臣和礼官曾上言与宋神宗讨论礼器制度。随后,神宗再次下诏将部分礼器改用陶瓷制作。史书对此记载为“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今郊祀篮簋尊豆皆非陶,未合于礼意,请图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篮簋尊豆改用陶器……”[4]这段记载还表明,陶瓷礼器的规格和形制最终以朝廷的来样作定夺,并颁下法式供地方的各种祭祀活动使用。在经过反复讨论后,陶瓷礼器最终成为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祭器。即所谓的“凝土为质,陶以为尊,贵本尚质”[5]。
  
  宋代生产陶瓷礼器的窑口主要包括两大体系:一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陶瓷生产机构,包括北宋官窑和南宋的郊坛下官窑、修内司官窑;另一种是分布在地方的半官方性质贡窑。例如:汝官窑、钧官窑等。南宋时期,在浙江龙泉一带部分非官方性质的窑口也生产过礼用瓷。
  
  《宋会要辑稿》中也明确了绍兴十三年郊祀大礼中不同事务的主办机构,而祭器是由临安府办集的。文献中记载:“(绍兴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言,将来郊祀大礼前二日奏……今具合行事件下项: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二合,乞下入内侍省……祭器……乞下临安府排办及仪鸾司同共钉设。”[6]这些祭器应该是在不同地区制作完成,然后集中到临安府,在郊祀大礼前,再由临安府统一办集。也有学者认为,陶瓷礼器一直由地方机构烧造,即“南宋宫廷用瓷取给于州府一级的官窑。”[7]显然,这些窑口并不属于皇家的官窑,或是称为“内窑”的生产机构。而颇有争议的哥窑,是不是也是这些地方机构烧制陶瓷礼器的专用窑口?具体结论有赖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研究与论证。
  
  统治阶层将陶瓷礼器作为祭祀大典的主要用器,和当时纷乱的社会背景也是分不开的。南宋初年,金人不断追逼,国用礼器损失严重。北宋宫廷制作和使用的礼器,尤其是徽宗时期制作的大批精美礼器因“靖康之变”的浩劫,使“府库畜积,为之一空”。[8]随后,建炎三年(1129)金兵奔袭高宗临时驻守的扬州。仓皇逃跑的赵构一行将靖康之变幸存的各种礼器乃至祖宗神像、牌位“悉委弃之”。[9]两次事变,使北宋宫廷所剩无几的礼器丧失殆尽。《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四、八五记载:“(绍兴元年)七月十二日,礼部言,(其御笔牌位及罩子、漆匣等相关用具)昨缘扬州渡江遗失,乞下所属疾速制造。”[10]为了省时、省钱、省力,陶瓷礼器自然成为了首选。
  
  这一时期的仿铜陶瓷礼器包括琮式瓶、出戟尊、三足尊、爵杯、觚式瓶、簋式炉等等,而它们对商周青铜器的模仿可以说是惟妙惟肖。不仅器型的外观比例要保持一致,器壁要足够厚,器物质量要重,釉色也要显得古朴,乃至于胎质也尽可能与铜器相接近。比如官窑和哥窑紫口铁足的特征,钧窑紫铜胎的特点等等。图4是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商周时期的青铜簋,图5的哥窑鱼耳炉在外观和胎质上都对它进行了逼真的模仿。图7的钧窑月白釉出戟尊模仿自图6西周饕餮纹铜尊,在出戟尊出筋的地方,可以看到明显的仿铜胎特征。
  
  图4 商周青铜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5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6 西周饕餮纹铜尊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
  
  图7 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上海博物馆
  
  3 宋代陶瓷礼器的功能演变
  
  除了举行祭祀和礼仪活动的需要外,宋代陶瓷礼器的发展兴盛还得益于这一时期金石学的兴起。金石学是宋代出现的一种建立在考据学基础上的学科。其开创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他的学生曾巩在《金石录·五百卷》中最早提出“金石”一词。金石学主要以碑石学和青铜器为研究对象,部分学者还兼顾到玉器、竹简、甲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文物的研究[11]。他们主要采取观察、考证、临摹、推比的方法,以达到汇籍编册、证经补史的作用,堪称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研究金石学的专着。例如,王黼等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录》(图8),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图9),李公麟的《古器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
  
  图8 北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
  
  图9 北宋吕大临《考古图》
  
  宋代是社会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一些原本处在深宅大院中的文化风俗和陶瓷器物逐渐向民间传播。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文人阶层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甚至出现了文官可以调动武将的现象[12];另一方面是因为市民阶层的兴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宋代社会对内、对外的贸易和经济交流都十分频繁。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更高级的生活乐趣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目标。这种追求在社会大繁荣和生产力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下逐渐变为现实。例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的四般闲事: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显得格外清静安逸、高雅闲适[13]。
  
  我们很难想象,先秦时期的士大夫或贵族把仿商周时期的礼器摆放在自己的案几上,即使在开放包容的盛唐,也不见这种行为。但是在宋代,“文”与“礼”互相结合,礼器就是文器,就是君子之器,这一风尚经过皇帝的推崇和示范,成为了宋代文人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种传统。从另一方面来看,将礼器用瓷摆放在身旁手边,或者是目光所及之处,又何尝不是对使用者的一种约束和警示,告诫他们要“慎独”和“克己复礼”。在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下,礼器的陈设器化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中国古代素有道器之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4]。器是有形之物,代表了具体事物或是制度体系;道是无形之念,代表一种准则和思想理念。宋人成功的将道与器结合在了一起,做到了器以载道。那些厚重端庄,古色古香的礼器瓷所承载的正是宋人独特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
  
  到了后来的明清时期,陶瓷礼器的数量和种类一直在不断增多,不同礼器的工艺、釉色、形制以及一些纹饰的差异又决定了它们的等级规格和适用场合。例如,《大明会典》卷二百零一记载:“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如式烧造解。”[15]与此同时,经过技术的发展积累,一些瓷质的礼器也在景德镇烧造成功(图10)。
  
  图1 0 陶、玉、铜、瓷四种不同材质的爵杯
  
  4、 结语
  
  在最早的“国家”——陶寺遗址中,贵族和王室墓葬之内出土的玉器、彩绘陶器、礼乐器一起组合成了比较完备的丧葬礼仪制度,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社会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如龙盘、鼍鼓、陶鼓、彩绘大陶盆等,都是王者之器。宋代社会崇古、崇礼、崇文之风盛行,但内敛含蓄,理性慎思,素朴极简的社会风尚和思维方式使他们逐渐放弃了青铜礼器,而是使用一些“类玉”“类青铜”风格的官窑瓷器。汝窑、官窑、钧窑、哥窑等都生产了大量的仿青铜礼器,不仅是造型和外观比例,乃至胎质胎色也充分向青铜器靠拢。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宋代青瓷的设计与制作不仅受到“玉文化”的熏陶,也广泛受到了“铜文化”的影响,两种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一时期青瓷的胎釉面貌。
  
  从陶质到玉质,再到青铜最后演变为瓷质,材料的改变体现了中国先民对技术和工艺的探索从未停止。而无论是哪个朝代,都将最珍贵的材质制作成礼器来使用。表明了古人对“礼治”社会的向往,对祖先的追思,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对秩序和仪式感的追求以及对和谐生活的珍视。这些也集中构成了华夏人民独特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和社会治理理念,它们都是历史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认真体会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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